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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反邪教立法比较研究
来源:中国反邪教通讯   日期:201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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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法学院 陈运雄    湖南省省委政法委 柯奇

  邪教是现代社会必须铲除的毒瘤,其违法犯罪行为涉及国家政治安全、公共安全、人身安全、经济秩序等多个方面。邪教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邪教“教主”通过控制教徒的精神世界,致使他们做出残害自身,严重危害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行为。邪教组织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各国政府也愈来愈重视邪教的综合治理。邪教治理的难点在于需寻求一个平衡点,即一方面要防范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对人类人身财产安全的危害,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的反邪教对人们思想自由的损害。各国应对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手段不尽相同。了解、借鉴各国的反邪教模式,有利于完善我国的治理邪教体系,也有利于加强反邪教的国际合作。

  一、 邪教概念的界定

  最早将邪教治理纳入法律体系的法国,2000年2月将邪教组织界定为:邪教组织是体制专制,宣称或不宣称具有宗教目的、行为危害人权和社会平衡的社团。1998年6月,比利时颁布法律,对“有害邪教组织”专门作了界定,指出有害邪教组织是任何从事非法的、造成损害的、危害个人或侵犯个人尊严活动的哲学性或宗教性或自称具有此类性质的团体。 [1]2017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的“邪教组织”。从该《解释》可以看出,我国是通过对活动特征的描述来定义邪教,凡是行为具有以上特征的组织均属于邪教组织。

  世界各国对邪教的定义虽然有所差别,但其中定义的邪教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特征,例如:对教徒实施精神控制,驱使其做出各种违法行为;神化教主,实行教主崇拜确立其绝对权威;剥削教徒,从教徒身上敛财甚至对教徒进行人身侵害;建立有严格并恐怖的组织制度和纪律,并以此控制教徒。这说明世界各国在对邪教的态度上,是具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法律的角度上,都是将那些通过教义来组织控制教徒,实施对抗和破坏国家法律,侵犯公民人身健康和尊严,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的宗教团体、仿宗教团体和组织定义为邪教。

  二、 西方国家治理邪教立法与司法模式比较

  1. 欧洲大陆反邪教立法模式

  欧盟各国承认邪教对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国家造成的伤害,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大陆国家采取了针对邪教的区分立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有以下共同点:

  (1)对宗教团体的登记实行区分的政策。在德国,得到联邦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可以获得公法人的法律地位,在2000年以前,获得公法人法律地位的宗教团体不仅可以免税,还将获得向其信众征税的权利。法国于1905年颁布的《政教分离法》要求宗教团体在政府登记,但登记并不是强制性的。

  (2)立法主要针对实际危害而非邪教教义。2001年6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反邪教法律《阿布-比尔卡法》。法国政府和司法部门避免对邪教教义进行评判,而是将邪教视为一种专制社团,认为该社团的共同法律特征是危害人权和社会平衡。 [2]

  (3)立法往往会避开对“邪教”的定义。新法案为避免争议,放弃了对邪教组织做出定义的努力。法案再次接受审议时,在行文上以“利用无知和弱势人群的信任进行欺诈”取代“精神欺骗和操纵”,并将“利用”进一步界定为“反复施加重大压力或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变一个人的判断力,致使他采取具有严重危害的行动”。为了避开“精神欺骗和操纵从科学的角度讲具有主观臆断性,在法律上难以把握”的情形,这项法律明确将邪教组织及其头目因利用有“心理和身体服从倾向”的信徒进行诈骗的行为定为犯罪。法国在设立刑事罪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工作。

  (4)立法保护受害人的精神损失。法国于2001年颁布的《阿布-比尔卡法》在取缔邪教的相关规定方面,做了重申和强化。在此之前,刑法只惩罚对信徒造成物质损失的行为,并不惩罚对信徒造成精神或心理损害的行为。《阿布-比尔卡法》在保护邪教受害者精神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法律规定:允许邪教受害者的家属或社会团体对邪教提出起诉,特别是可以就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和心理伤害起诉。据法国国民议会邪教问题专家鲁迪·萨莱斯分析,当一个人中了邪教毒害的时候,其精神状态、心理状态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教主控制,更不可能有明确的真心的愿望,由家属或社会团体提出起诉合乎逻辑,这为深受邪教毒害不能自拔而失去起诉能力的受害者提供了人权保证和法律支持。 [3]

  2. 俄罗斯反邪教立法模式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俄罗斯居民大多数信仰宗教,1997年9月,俄罗斯颁布了《信仰自由与宗教组织联邦法》,成为俄国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宗教法,随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随着外来或国内新生的宗教派别日趋增多,俄国学者认为,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新生宗教,关键问题在立法方面,有了切实可行的法律,又有依法办事的决心和行动,才可能迅速有效地处理有争端的局势。然而,俄罗斯的宗教法虽然建立了起来,但执行过程中该法本身和执法观念逐渐显露出不足,原因在于宗教法没有反映国家和地方在征用私人不动产方面的职权范围,以及地方领导干部法制观念尚没有建立起来。同时,政府的宗教组织协调委员会有权建议解决一些问题,还需要一个权威机构从事研究政教关系及在新宗教法基础上政教关系的建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局,对局势加以正面导向。

  俄罗斯《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事实上还没有开始全面发挥作用,俄法律部门也还没有真正参与宗教组织活动纠纷的调解工作。可以说,新宗教法的实施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这仍有赖于政权机关整体水平的提高,有赖于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4]

  3. 日本反邪教立法模式

  1999年12月,日本国会针对邪教奥姆真理教通过《团体限制法》和《被害人救济法》两项法律。《团体限制法》特别注明:该法所说的“团体”是指为达成特定的共同目的,多数人的持续性结合体或联合体。该法是日本国会直接针对邪教奥姆真理教而立,但是其法律行文中却只针对邪教具体危害行为,并未提及其他。

  日本法律在取缔邪教问题上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东京地方法院根据《宗教法人法》决定解散宗教法人奥姆真理教,但其作为“任意教团”仍在活动。日本公安调查厅请求按照《破坏活动防止法》的规定解散奥姆真理教,但被公安审查委员会驳回,此后,奥姆真理教的活动再度活跃,并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此情况下,1999年12月,参议院通过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团体限制法》,此法的目的在于将此类邪教置于法律的严密监督和严格控制之下,但同时,该法强调“只适用于为确保公共安全所必需的最小限度内,不能进行扩大解释”。

  日本国会在通过《团体限制法》的同时,专门通过了一项《被害人救济法》,其全称为《关于恢复属于特定破产法人的破产财团的财产的法律》。其根本目的即在于限制邪教非法转移资产,逃避其对“无差别大量杀人行为”的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最大限度保护邪教受害者的利益。 [5]

  4. 美国反邪教立法与司法模式

  美国是众多邪教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但由于自身宪法和宗教自由传统的限制,无法直接立法来针对邪教组织,由此美国形成了独特的反邪教法律模式。其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法律极端强调对宗教自由的保护,几乎排除了制定反邪教组织立法的可能性。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支持特定宗教或限制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能立法限制或取缔任何宗教团体,也不得干预任何宗教活动。在美国民间反邪教运动中,也曾出现过推动针对邪教专门立法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6]这导致美国几乎不可能通过立法手段来限制各种邪教,只能针对邪教的具体违法行动,根据已有法律进行惩处。

  (2)注重综合运用现有立法的相关条款,限制和打击危害社会的邪教活动。虽然美国没有专门立法禁止和取缔反社会、反人类的邪教组织,但仍然对邪教活动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根据现有的各项法律法规,对邪教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3)法院在反邪教立法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例与成文法一样具有法律的效力。而邪教的立法关系到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释,必须经受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因此法院的态度对于美国反邪教立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修正案的条文包含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条款:设立条款和自由条款。前者禁止国会立法设立国家支持的宗教,后者禁止立法限制宗教自由。

  (4)注重防范极端邪教组织的恐怖活动。事实上,恐怖主义和邪教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美国应对邪教组织的立法措施总体上相当温和,但当邪教组织涉及恐怖主义活动时,美国态度还是十分强硬的。“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颁布了《爱国者法案》,授权政府可以对恐怖组织采取包括监听在内的监控措施,对从事恐怖主义犯罪的组织成员可以判处死刑。

  三、 西方国家民间组织反邪教模式比较

  1. 美国反邪教组织的发展

  二战后,美国由于移民大量涌入、战后生育率暴增引起的就业困难等原因,出现了众多的新兴宗教,如“科学学教会”等,也有一些打着原有基督教旗帜的宗教运动,如“上帝儿女”等,以及诸如“奥姆真理教”、“太阳圣殿教”等的邪教。这些宗教或宗教运动,往往具有狂热膜拜的性质和行为。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社会压力达到顶峰,美国社会的思想十分混乱,这些新兴的宗教或宗教运动趁虚而入,大量拉拢年轻人入教,其中大部分还是在校的学生,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放弃学业,狂热的投身于自己所加入的团体当中,甚至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送给所加入的团体,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担忧和恐慌,在向政府控诉效果甚微的情况下,许多受儿女入教困扰的父母在1972年组织了“从‘上帝儿女’手中解救子女”的家长委员会(简称FreeCOG)。该组织的活动是向司法机关提出控诉,同时家长间加强联系,劝导孩子们回到原来的家庭中来,[7]但政府和司法部门并没有采取具体的救助措施。1973年FreeCOG又改名为“美国父母志愿者”,后又改名为“公民自由基金会”,在它的影响下,父母救助子女的活动在民间不断壮大。到了20世纪70年代,“公民自由基金会”的下属组织有多个,如北卡罗莱纳州的“公众警惕邪教”、内布拉斯加州的“关爱儿女”和马里兰州的“个人自由基金会”等。但由于家长们的行动缺乏统一性,又缺乏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帮助,基金会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政府并没有伸出援手,则是出于宗教自由的考虑,认为入教的年轻人们作为成年人,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如果政府出面制止,则有悖于美国由来已久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

  美国反邪教活动取得进展发生在1978年末,当时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琼斯敦自杀和谋杀教徒,并且全美国和全世界的观众都能从电视机屏幕上看到人民圣殿教教徒的死亡惨状,无不愤怒谴责人民圣殿教及它的教主琼斯。此前一直没有显著进展的反邪教活动,很快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反邪教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联络网,但在关键的立法听证会上,自由派人士及一些相关学者对反邪教组织提供的证据提出了质疑,结果导致推动立法进展的参议院放弃了以立法方式阻止美国新兴宗教的办法。最终,除了一边倒的舆论谴责外,反邪教组织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琼斯敦惨剧后,民间的反邪教组织“公民自由基金会”和“美国家庭基金会”联合组织了“警惕邪教联络网”,1979年30多个反邪教组织推出65名代表,建立了“个人自由国际基金会”,1984年改名为“公民自由基金会警惕邪教网络”,总部设在芝加哥。直至20世纪90年代,“警惕邪教网络”遭到了新宗教方面的反击。“警惕邪教网络”在“Jason Scott案”中的败诉,法庭判决CAN应该赔偿Scott先生数百万美元。“警惕邪教网络”在强大的经济制裁下宣告破产,美国最大的反邪教组织至此终结。

  2. 欧洲反邪教组织的发展

  相对于美国,反邪教组织在欧洲取得的成果更为显著。这主要表现为欧洲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从法律上制定了限制和打击邪教的政策和措施,欧洲议会甚至还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并审议了有关邪教危害性及其防治方法的报告。

  1972年“上帝儿女”从美国传到欧洲,而一些试图解救其成员的人也随即赶到欧洲,争取解决从美国过去的教徒,也一同将反邪教组织带到了欧洲。欧洲最早成立起来的组织有英国的FAIR组织、1975年于法国成立的“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1977年德国建立的“保卫心灵及精神自由行动”;1980年以后,荷兰的505组织、丹麦的“对话中心”组织、瑞典的“救助个人协会”也成立了;1987年西班牙“爱护青年人协会”在巴塞罗那召开第二届反邪教国际会议。

  起初,这些反邪教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向可能被拉拢入教的年轻人写信,警告他们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及向国会和议员们写信说明邪教的发展情况,并要求邪教领袖们不得干涉教徒与家庭、社会的联系。直至1994年12月,以瑞士为基地的太阳圣殿教又有51人自杀或被谋杀,第二年奥姆真理教又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杀害无辜群众,警方在刑侦过程中又发现该教还犯有多种其它罪行,世界再度为之震惊,也同时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开始推动立法进程。反邪教组织在欧洲取得比在美国大得多成果,主要原因就是取得了政府的实际支持,并在立法层面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1994年3月24日,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建议报告,其中要求所有的新宗教组织都要向政府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并说明其正当性。1996年,法国国会组织了长达几天的听证会,由“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的代表向国会陈述世界范围内邪教的活动情况,最终通过了一个叫《法国邪教》的报告。随后,法国政府加大了对“保卫家庭和个人协会”的财政支持并明令禁止所有邪教在旅馆或一切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国会还建立了专门的观察站,保证随时能够提供邪教的最新动态。1997年,比利时通过了一个比法国还要严厉的惩治邪教的法案,其点名禁止的宗教派别达到189个。1985年德国也通过一个关于邪教活动的报告,其中指责了好几个属“五旬节派”的宗教团体。1999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个关于欧洲邪教状况的报告。

  由于以上各种程度不同的立法支持,反邪教组织在欧洲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

  四、 西方国家治理邪教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 高举立法武器反邪教

  通过比较研究可见,只有提高到立法的层面,才能更加有力地打击邪教。“法轮功”邪教早在萌动之时,我国就有有识之士戳穿了它的本质,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在当时是局部的,还有不少人对法轮功采取了支持、保护和包庇的态度,使它得到恶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法。目前,对“法轮功”邪教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采用《刑法》等相关的国内法律中有关的条款,进行审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依赖《决定》、《解释》和《解答》,能够被正式称为法律的只有《刑法》第300条的规定。这会导致三点不足:其一,相关法律法规缺少系统性,过于繁杂零散,在实际执行中多部门齐抓共管,容易出现混乱;其二,由于系统性的缺失,这些法规之间缺少联系和互补,容易造成重叠和漏洞,进而被邪教组织利用;其三,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司法解释具有灵活性大、适用性强的优点,但其权威性却比较小,实际工作中易授人以柄、引起争议。随着反邪教的深入开展,专门的立法工作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专门性的立法有利于有针对性开展反邪教斗争,可以使反邪教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地开展下去,做到社会长治久安,使全体公民的思想、行动统一到立法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2. 排斥片面的信仰自由观的干扰

  西方国家如法国的反邪教立法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干涉,其主要是打着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的口号在指责法国。但是,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所秉持的宗教自由观念与其一贯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只是一种没有约束的、片面的自由观。事实上,反邪教立法与信仰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因为邪教本身并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特征,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世界现存的各大宗教,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与各种社会形态的良好适应性。它们吸收和表现人类创造的许多精神财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众多信仰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协调功能和平衡机制。邪教则不然。它之所以“邪”,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反社会,包括反对社会的基本生活秩序和基本道德准则。而美国法律之所以对邪教无法准确定性,乃是其本国宪法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美国教派问题研究专家艾伯尔就指出“极端教派现象对美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法律制度领域尤其尖锐。”而在现实中因为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美国的反邪教运动也是一再地受挫。

  3. 重视非政府组织在治理邪教中的作用

  邪教乃全人类之公敌,邪教问题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大问题。中外不仅都注重依法治理邪教和发挥政府组织在治理邪教中的作用,而且都重视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在防控和打击邪教中的作用,将治理邪教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来对待,把“善治”理论恰当好处地运用到反邪教当中。美国活跃着上千个反对邪教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家庭基金会”、“公民自由基金会”、“宗派预警和信息中心”、“信仰防伪计划”、“把我们的子女从‘天父儿女’解放出来的父母委员会”等。法国成立了“反对精神操纵中心”和“保护家庭与个人协会”等几个大规模的民间反邪教组织。同时,一些邪教受害者及其家属组织也成立了一些专门针对特定邪教的民间团体,如反对“人民圣殿教“的“有关亲属委员会”,反对“天父儿女”的“父母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或者组织力量开展抵制邪教筹款、宣传、拉拢信徒等罪恶活动,或者通过各种努力挽救那些受邪教毒害的信徒,为他们进行心理治疗和提供必要的帮助等。实践证明,非政府组织在与邪教斗争时与社会联系紧密,防范邪教手段也更灵活,能够为反邪教立法提供第一手材料和建议。因此,鼓励民间反邪教团体的成立,并且为其活动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是我国反邪教部门法的应有内容。

  4. 加强打击邪教犯罪的国际合作

  由于很多邪教组织已发展成为跨国性的组织,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发展活动,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无法从根本上遏制邪教的发展蔓延。此外,世界各国间对邪教犯罪的惩治态度不统一,尤其是当某一国加强了对邪教的打击力量时,邪教组织的头目往往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遥控指挥,或者利用所在国对其他反邪教国家施加压力,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邪教。

  参考文献:

  [1] 董志平.中外惩治邪教组织犯罪立法之比较[J].中山大学学报论从,2005,25(6):290-293..

  [2][3][5]黄超,李洪义. 法国和日本反邪教法律比较 [J].世界宗教文化,2004,(1):43-44.

  [4] 张雅平.俄罗斯颁布新宗教法以后的宗教状况及存在问题[J].世界宗教研究.2001, (2):135-139.

  [6]杰弗里·海丁,耿耿.美国的反邪教运动(下)[J].科学与无神论,2006,(2) : 41-43.

  [7]冯春凤.现代欧美反邪教运动[J].世界宗教研究.2001,(3):25-35.

编辑:暄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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