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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邪教的比较研究
作者:杨文芳 范玉凤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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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在宗教范围以内,邪教”是相对于本宗教作为排他性的“正教”、“正法”而言;在我国历史上,“那教”是相对于皇权统治者作为正统意识形态代表和封建秩序化身而言,指的是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或威胁,特别是影响国家政权的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从汉代道教创立以来,被历代统治者认定为邪教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约有200个,其中90%是明代后出现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邪教”特指当代邪教。它不是宗教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法律概念。做为比较研究,我们所用的“宗教”一词,也主要指当代宗教。

  毫无疑问,无论从学理上或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还是从实践上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宗教与邪教都有着根本的区别,“法轮功”是地地道道的邪教而不是宗教。

一、 从概念的内涵上比较宗教与邪教

  根据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和多数学者的意见,“宗教”一词指的是一种存在已久的社会现象。它由五个要素构成:受人崇拜的人格神,这种崇拜的过程,这种崇拜的组织者或主持者,被有序组织起来的崇拜者,用来规范这种崇拜的语言文字及其载体。简言之,依次为神灵(被人格化的超人间力量),仪式,教职人员,信徒,经典(教规、教义)。

  邪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黑暗势力打出“新兴宗教”的旗帜,歪曲传统宗教的教义,制造邪说,以神圣做包裹、做掩护,受蒙蔽者在神圣旗帜的指引下走向邪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民间结社。它只有三个要素:把自己当成神灵强迫他人膜拜的代表黑暗势力的教主,为虎作怅的骨干分子,形诸文字的歪理邪说。

  从外延看,宗教大致可分为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两类。传统宗教指有悠久历史的世界宗教或民族宗教,如犹太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等等;新兴宗教则是现代社会中新产生的宗教,如巴哈伊、哈盖伊、摩门教、轩辕教,等等。邪教则可分为境外邪教、从境外传入的邪教和境内邪教三类。第一类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教、天堂之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韩国的统一教,等等;第二类如观音法门、呼喊派、东方闪电,等等;第三类如主神教、被立王、门徒会、全范围教会、“法轮功”,等等。

  从事物的外部特征看:宗教把神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来信仰,纯属个人的事情,是自足的;邪教把教主作为最高统治者来崇拜,强迫别人信仰,包藏着反社会、反人类的祸心,是向外扩张的。宗教对其他信仰和其他宗教抱宽容态度;邪教要向外扩张,征服一切,统治一切,因而是排他的、消除异己的。宗教虽有组织活动,但都是公开的、合法的;那教大搞秘密结社和地下非法活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宗教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以“自养”和服务社会为目的,开展适当的工商企业经营活动和举办慈善医疗事业;邪教则违法乱纪,巧取豪夺,大发不义之财,甚至不惜草营人命,将信从者或非信从者置于死地而后快。宗教团体是广大信教群众自己的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邪教组织则公开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企图颠覆政府,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个领域内,两者可谓黑白互见,径渭分明。

二、 从产生的根源比较宗教与邪教

  首先来谈宗教。在我国社会里,宗教的特性总是体现在具体的人,也就是那些具有特定宗教信仰及宗教行为的信教者身上。在现实中总是有一部分人信教而另一部分不信教。每个人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那一时刻起,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些人在人生的历程中,接受了宗教信仰成为信教者,是同他生活的社会条件和生活方式等客观因素,以及自身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点等主观因素相关联的。我们把它们大致分为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Page]与个人的四个方面。

1、 自然根源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和信心日益增强,但人类利用自然力和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具有异己性的自然力量的压迫也未完全消失。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认定,在1963年至1992年的30年间,世界上共发生了1531起大灾害,尤其是洪水、台风和干旱这三大灾害呈上升趋势,90%以上的大灾害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1994年5月2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世界减灾会议上发表的世界灾情调查报告就是对179个国家共5000起以上15种自然灾害的情况加以分析后提出的。这是现代某些人仍旧视某种自然力量为异己的压迫力量或人格化的神秘力量,从而对其产生盲目信仰与顶礼膜拜的重要原因。

  在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生活或从事一些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而易发生危险事故的行业(如航运业、渔业、采矿业等)的人们,经常生活在恐惧与不安中。为了求平安、祈丰收、消灾避祸,更容易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神佑和精神慰藉。

  不可否认,以目前的科学水平,在宏观或微观的自然科学领域中尚有许多待认识和发现的对象,大自然的奥秘远未被人类掌握穷尽。只要人类还不能达到用科学手段制造出生命,自然力量的异已性就不可能最终消失,宗教的神创说、三世轮回说、两世论等都还会有一定的市场。

2、 社会根源

  上述自然因素之所以发生作用,归根结底还在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总水平的低下和科学文化的不发达,这是人们产生宗教信仰的一个社会根源。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是人们到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与安慰的另一个社会根源。我国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基本消失,但在一定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仍会通过信仰宗教反映出来。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各项管理制度、社会主义法制都不够完善;管理工作中的失误、环节上的缺陷、社会上种种消极腐败与丑恶现象仍然存在。在经济领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已经引起各种社会关系与利益格局的变化,造成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的诸多矛盾,一部分人的生活、思想、心态无所适从,“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7页,人民出版社,1984 )

3、 文化根源

  宗教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的文化蕴涵,涉及人生价值与理想意境的索求,故宗教文化比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有着更深的层面。宗教经籍、建筑、音乐、绘画等保存了大量民族历史、社会、科学、艺术的宝贵资料,宗教的寺观堂所通常就是文化传播的中心。人类文化是个割不断的连续过程,在继承与扬弃宗教文化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向人们传递着宗教的轨迹与信息。在对宗教文化发生浓厚兴趣或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人出自个人的情趣与爱好或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而板信宗教。

  我国一些具有强烈宗教文化传统与背景的民族,围绕着人生中重要的时期和事件,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死亡等,通过一系列的宗教仪式,表达庆祝或抚慰,提供指导与教诲,给以人生社会的、文化的意蕴,人类学家称其为“生命礼仪”。这种礼仪不只是为宗教家庭的成员举行,也为非教徒所采用,这就在事实上为部分不信教的社会成员提供了选择宗教信仰的机会。

  有的民族几乎全民信奉某一宗教,宗教文化渗透到民族的生活方式、节日、风俗、饮食等各个方面乃至影响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成为民族传统文化[Page]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内容。这些民族的初生婴孩自然会被人们视为本民族宗教群体的成员之一。

4、 认识与心理根源

  宗教信仰的产生同人的认识活动直接相联系。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就个人来说,其认知能力受制于历史条件、知识水平、思想方式、生理与精神状态等因素。由于认识的变化,可以从无宗教信仰转到有宗教信仰;也有可能从信仰宗教转到不信仰宗教。只要人们对自己的命运尚不能把握,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还具有异己性和盲卧胜,人们的错误认识就有可能将其导向宗教信一仰之路。人类是高级生物,有着各异的心理素质和心理活动。心理素质同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演进又密切相关。一个人在苦难或险恶的逆境中,一旦感到无力摆脱,有时就会失去斗争的勇气与信心,出现恐惧、孤独、空虚、紧张、压抑、苦闷等复杂的心理感受,需要有所援助、爱抚、宣泄与解脱。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通过惯常的解决问题与减缓精神紧张的办法,不能有效地释放个人精神上的重负与感情上的不适,往往会到宗教中找寻依托,得到精神上的慰藉与感情上的满足。正如费尔巴哈在分析宗教心理时所说:“宗教的前提,是意志与能力之间、愿望与获得之间、目的与结果之间、想象与实际之间、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或矛盾”,又说:“只有依赖感才是表明和解释宗教的心理根源和主观根源的唯一正确而普遍的名称和概论。”《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62页、533页,三联书店,1 962)

  人都有对爱的渴求,人在生活中也总是需要从周围人们那里获得理解、同情、共鸣、援助、怜悯和抚慰,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心理需求。各种宗教都宣扬博爱,十分迎合人们心理与感情的需要。当人际交往中缺少温暖,友谊和理解时,有的人就会寄希望于宗教,从中弥补这种不足。此外,宗教道德具有较强的精神力量和感情作用。有些人为了追求自我道德的完善,增加对行为的自律及对社会的责任感而趋向宗教;也有的人在生活中发生了错误行为,出现内疚感和负罪感,陷入精神苦闷与迷惘,产生改过自新的需求,而去求助宗教的慰藉及神灵的宽赦,重新获取心理平衡。

  宗教在心理上有时还能产生使人一时解脱痛苦的精神作用。人生的短暂与对人世的眷恋永远是一对矛盾。对终极的关切,对老、病、死的畏惧与对健康、幸福、长生的追求是人之常情。不少人为此而苦恼,特别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或病魔缠身的病人,往往面对无情的现实,m想负担沉重。他们之中一些人被宗教中的来世说、轮回说以及长生不死成仙的幻想所打动,或半信半疑,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来个“双保险”,或祈求神灵带来奇迹与护佑,而去饭信宗教。在某种情况下,信仰的强烈依赖感和思想的集中,使得心理与生理的关系获得重新调整,有可以起到精神治疗的作用,延缓病情或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对病痛的承受力,提高自身抗击衰老及战胜疾病的信心。于是有人把此归结为神和宗教的作用,也有人为此作“见证”到处传播,进而会扩大宗教的影响。

  那么邪教的情况又如何呢?

  从产生的根源看,上述四项不属宗教专有,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也会产生邪教。“法轮功”之一度风行,它们就都起了作用。但从根本上说,牙卜教的出现是社会传统积淀中一些沉渣泛起的结果。就我国情况而言,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大变动中难名沉渣泛起,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社会变迁,加上我们管理不善或管理不力,法制不完善,出现了不应有的腐败现象,人们思想困惑。那些到处流窜的为非歹之徒乘机兴风作浪,成为邪教的骨干分子。邪教是死灰复燃的封建因素,是宗族、宗法、宗派等封建的东西,是拉帮结伙、结党营私,甚至是黑道的、黑社会聚集起的一帮乌合之众。[Page]

三、 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比较宗教与邪教

  人类的活动包含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两大类。宗教活动则是连接物质一一精神的特殊活动。它是信教者通过一系列外在的语言、身体动作及象征媒介,从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表达其内在的宗教观念及宗教体验的活动。宗教活动的表现形式多样,基于不同的宗教、民族及人文背景,宗教活动各具自身的特点。各种形式在各个宗教的发展中都经历了从自发、分散到制度化、社会化的过程。概括起来,主要的宗教活动有巫术、禁忌、祈祷、礼拜仪式、宗教修炼等。

  巫术残存于原始宗教、萨满教、民间宗教,在系统化宗教中亦有反映和表现,包括象征性的歌舞、被认为具有魔力的咒语及运用某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进行。

  禁忌是一种应用范围较广且常见的现象。宗教的禁忌行为是体现和处理人与神关系的一种特定的态度和方法,即为了避免某种有害于己的结果发生而采取消极的、防范性的措施。

  祈祷是信教者宗教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每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求,且因人而异,而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因此各种宗教要求信教者不断地进行祈祷,而且强调祈祷时信念要“诚”。

  礼仪是信教者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身体动作来表达宗教信念和体验的行动方式。人类早期的各种巫术、禁忌、献祭、祈祷等宗教行为往往混合组成某种宗教仪典。阶级社会出现后,人为宗教的宗教礼仪渐趋系统化和制度化,其规范一旦确立,林具有强制性,成为信徒必须遵守的宗教神圣义务和职责。

  宗教修行是信教者为获得宗教上一定的阶位或神秘的宗教体验所特有的宗教行为。其方式和具体做法各式各样,名目繁多。一般说来,宗教修行是极其困苦的,同禁欲、守戒、苦行等联系在一起。信教者参与宗教修行活动的程度,往往体现出其宗教意识的强度和虔诚度。

  邪教的某些品种既然是冒用宗教名义建立的,就不得不搞一些“宗教”活动。以禁忌、祈祷、礼仪、宗教修炼四种论,它们往往是‘形”似而“神”非。所谓“‘神’非”,有两重含义:一是所祷之“神”非超人间的力量而恰恰是教主本人;二是徒取四种活动之形而不能得活动效果之实。例如主神教禁男女房事,而女信徒却尽皆被刘家国肆行奸淫;呼喊派信徒不停地祈祷,叫李常受的名号,往往走火入魔,或赤身露体,或蹈海身亡;欧洲“撒旦教”的礼仪竟然是杀活人喝血献祭;“法轮功”的修炼除了自残就是伤人,或者干脆注入反共反政府的政治内容。只有巫术一项颇能得原始宗教的真谛、收封建迷信之狂效,其实例举不胜举。如果说邪教多少还能同宗教沾点边,那么你就从负面去联想吧。宗教的社会作用本来就有消极的一面,而它恰恰被宗教的鹰品邪教无限放大了。

四、 宗教的社会功能及那教的反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相继颁布了三个关于宗教工作的历史性文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完全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宗教信仰自由和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国策使我国宗教正面发挥它所特有的社会功能获得了切实的保障。这些功能是:

1、 心理调适功能

  宗教具有满足我国部分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对之进行心理调适的功能。宗教可以为信教群众提供安全感和慰藉,可以满足他们对爱与关怀的渴望,可以帮助他们化解由于暂时的社会不公而带来的愤慈和怨气,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及人生其他种种烦恼。通过这种种心理调适,使这部分社会成员的精神和心理能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

2、 社会整合功能

  [Page]宗教可以通过提供一种世界观,通过塑造人们的基本信仰和情感使一些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得到整合;同时宗教又通过把社会规范神圣化来敦促教徒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种功能只局限于对信教群众的作用,对整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影响。

3、 社会控制功能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要求社会成员必须恰守社会所制定的公德规范,社会生活才能有序运行。起监督作用的主要是法律,但法律往往“后于事”,至多只能做到“下不为例”;而道德信仰和道德情操往往能“先于事”即“防患于未黔。宗教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公德部分)在现象层次上是相容的,所以宗教可对教徒进行道德教育并提出道德要求,使其恰守社会公德,服从政府的政策法令,从而有助于维持局部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控制得到加强。

4、 个体社会化功能

  宗教通过向人体传授文化知识、行为规范和处理人际关系及扮演好社会角色的原则而促使个体更快地社会化。

5、 认同功能

  宗教通过使教徒接受宗教价值及有关人的本质和命运的教理,帮助个人理解“我是什么”;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是个多地区、多民族的社会,不少地区和民族的成员由于共同信仰某种宗教,会使他们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增进和加强部分地区与民族间的情谊与团结,也可增强某些民族内部的团结。

6、 文化功能

  长期以来,宗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等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绚丽多彩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很多宗教内的成语已演化为中国民间语言,如‘做白日梦’、“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想入非非”、“晨钟暮鼓”、“大千世界,、“清规戒律”等等,都已成为汉语中通俗而生动的比喻和日常用语。

7、 交往功能

  宗教在我国具有促进国内和国际交往的功能。国际宗教往来往往能增进和加深我国与其他国家宗教徒之间的友谊与感情,也使我们与有着政治隔阂的地区有了一条很好的民间交往途径。一个共同的信仰可以连结五洲四海。即使是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海峡两岸,近十几年来宗教界也有着频繁的友好往来。这对增进海峡两岸同胞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

  然而上述功能在一定条件下又会向负面转化。宗教执行心理调适功能的同时,也会愚化教徒,使一些教徒的心态趋于保守、宿命和逃避现实。历史的原因决定了我国很多地区人口素质很差,那里的群众很难区别宗教与世俗迷信的界限,蒙上了世俗迷信色彩的宗教显然对社会具有潜在的不良作用。宗教对信教者进行的价值及行为规范整合一方面会带来一些社会保守主义色彩,并且容易形成以各教自身为核心的社会分化现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教徒对于我们社会主体意识形态的理解与接受。宗教对某些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的神圣化有助于进行社会控制。但这种做法一旦被置于反社会的立场,就很容易蒙蔽和鼓动教徒做出一些反社会的行动,从而导致社会解组和失控。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宗教也容易被国外一些敌对势力利用来作为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宗教在我国部分地区促进个体的社会化的同时,会对当地普及义务教育造成冲击,使儿童不能及时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宗教在部分地区,部分民族及群众中所具有吵增加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他主义情绪,这在某种程度上又隐含着造成社会分裂的可能。宗教又化本身所具有的唯心主义色彩,使它在社会主义时期有着和中国主体文化相悖的意识倾向。这种倾向会阻碍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并起到宣传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作用。国外[Page]敌对势力以宗教交往为幌子,混入境内,和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意欲颠覆或破坏现政府,对中国进行“西化”与“分化,’;他们通过地下渠道,向国内非法运送和散发一些不健康的宗教宣传品。这些都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具有破坏性。

  邪教除个体社会化功能和文化功能(实际上创门充分具备的是个体反社会化功能和反文化功能)外,往往从负面把宗教的另五项功能发挥到极致。以“法轮功”为例。有人曾经提出:“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学说,它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法轮功组织拥有有效的组织形式”,“法轮功组织对政府的进攻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坚韧性”,“法轮功组织具有深厚的基础”;“法轮功满足了一部分人对信仰的需要”,“法轮功满足了一部分人对交往的需要”,“法轮功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安全的需要”,“法轮功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正义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康晓光《关于“法轮功问题”的思考》)。这在实质上与我们的见解是一致的,尽管他使用的词语似乎带着褒义。准确地说,“法轮功”搞的“心理调适”,

  是要练习者鄙视自己和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所处的“常人状态”,“放下生死”,惜惜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人自杀,以走向“圆满”即死亡;“法轮功”搞的“社会整合”,是把世界上更多的人变成他的“弟子”,要他们向一切法律和制度宣战,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中国政府;“法轮功”搞的“社会控制”,是要每一个练习者以他的《转法轮》为主,在无休止的诵读中进入催眠状态,变成“放下一切执着”、六亲不认的白痴;“法轮功”搞的“认同”,是要每一个练习者。只认他这个“师父”,只知‘修炼”,变成不问世事、蝇蝇苟苟、虽生犹死的行尸走肉;“法轮功”搞的“交往”,是同外国敌对势力和“民运”、“台独”、“藏独”、“东突”等反动势力流逢一气,狼狈为奸,背叛祖国,背叛人民。“法轮功”犯下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说它“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兴宗教”,有谁会相信呢?

  宗教天然具有与任何社会相适应的本性。“现代社会”的参照系,如果撇开意识形态的因素,应该是欧美发达国家。转型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可能是中国宗教的新面貌。比照美国的现状,可以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个成语形容之。具体地说,除了现已存在的五大宗教外,未来的中国肯定会有各种新兴宗教赖以栖身的空间,而形形色色的那教也会混迹于其中。

  然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威力毕竟是不可低估的。2001年12月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已经针对这个可能的前景开始做战略性的部署。我们认为,用法律规范宗教和用法律扼制和打击邪教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要做好这两件事,过细地区分宗教和那教应该是当务之急。

  (作者杨文芳为河北省反邪教协会副秘书长;范玉凤为河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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