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范富春，男，现年81岁，湖南省汝城县土桥镇横迳村人。在这里，我想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告诉世人：“法轮功”所描绘的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年轻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党组织，并且在村里担任了多年的干部，后来镇政府还安排我到镇林场工作，我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都很争气，全部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在村子里，我算是个很体面的人物，大家都很羡慕我。1995年，我从林场退休回家，一生劳累的我，身体落下了不少毛病，特别是我的腰，常常隐隐作痛。一下子从劳碌到了无事可做，心里感到无比的空虚和失落。正在此时，有朋友给我带来了一本《转法轮》的书，我看完此书后，被书中的“真、善、忍”所吸引，我认为这是一本能祛病健身、消灾消难的好书，只要用心修炼就一定能上得“层次”、求得“圆满”。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无独有偶，我照着书上所写的练习了一段时间后，自己烦躁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了，身上的一些毛病似乎也减少了，最明显的效果是我的腰痛病明显减轻了，我对“法轮功”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因为练功，我荒芜了家里的几分菜地，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孙子丢给了妻子一人照看。妻子见我“两耳不闻家里事，一心只练‘法轮功’”，很是生气，为此我跟妻子吵翻了，这是我们结婚几十年来闹的最大的一次矛盾，从此，我俩的日子在吵吵闹闹中度过。儿女们得知我们老俩口的情况后，特意回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对我好言相劝，希望我不要再迷信“法轮功”。但是，此时的我已经到了痴迷的状态，他们的劝说对我无动于衷。后来儿女们又回来多次对我进行劝说，我越听越烦恼，曾扬言如果他们再劝我，我就要与妻子离婚，与子女们断绝关系，自己好一个人一心一意地修炼。看到我如此顽固，妻子每天以泪洗面，儿女们也对我冷了心。一意孤行的我，因为练“法轮功”就此失去了夫妻间的恩爱，也失去了子女们对我的尊敬和关心，我的人生走进了凄凉的“秋天”，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

   “法轮功”让我走进了寒冷的“冬天”

    1997年，我的“表现”得到了肯定，我被任命为土桥镇 “法轮功” 练功点辅导员。在这期间，我风雨无阻，每天总是第一个到达练功点，积极为“功友”们解读经文，积极为传播和发展“法轮功”四处奔走。这时的我，满脑子全是“成佛”、“度人”的想法，我觉得李洪志的法身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已经看到了我的执著心。1998年3月，由于整天忙着“弘法”大事，加上我上了年纪，患上了重感冒，家人都劝我到医院看病，但是我坚决不同意，我相信这是李洪志师傅在考验我，是我“消业”、“圆满”的好机会，只要我坚持，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可是我在家中躺了一个多星期，病情一天天不得好转，并且很快就转为了严重肺炎，妻子含着泪水请来了医生，但是我拒绝了打针和吃药。儿女们得知我的情况后，全部从单位请假回到家里，这次他们没有由着我的性子来，不由分说，强硬地将我抬上了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医治。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从死神面前走了一趟的我，又再一次回到了人间。

     脱离“法轮功”让我重新找回了“春天”

    虽然经历了一场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没有醒悟。我认为是自己练功不够认真，不够虔诚的结果。因此我练功更勤了，逢人谈练功，见人讲“弘法”。1999年，国家把“法轮功”确定为邪教组织，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怎么也想不通。镇政府派人来我们的练功点，要求我们马上解散，并停止一切练功活动。我根本听不进去，跟他们据理力争，并组织了练功点的几个骨干分子来到镇政府，要求与镇政府领导对话。我在镇政府也算是个“熟脸”，镇领导对我是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但我根本没有听进去一句话，一甩手就离开了镇政府回到家中，关起门来继续练功。镇政府派了一个帮教工作组到村子里，工作组的同志隔三差五地来到我家，给我做思想工作，但是我根本不理睬，连面都不见他们的。一天，我从电视看到了一些“法轮功”人员在北京天安门闹事，并点火“自燃”的消息，我惊呆了，我躲进房里苦苦的思索，难道这就是李洪志宣扬的“圆满”吗？几天下来，脑海里反复呈现那惨无人道的“自燃”场面。我日不能食，夜不能眠，对“法轮功”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后来，帮教工作组的同志还给我带来了许多关于李洪志煽动“法轮功”人员到天安门闹事和攻击党、攻击政府的影像资料。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剧，让我看清了“法轮功”邪教的本质，让我下定了与“法轮功”断绝关系的决心。从那以后，我就没再练“法轮功”了。同时，还做了其他“功友”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也很快脱离了“法轮功”的束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现在，我与家人重新和好，每天起床后散散步、浇浇花，到村里的老年人活动室搞些文体活动，有时还帮老伴捣弄着家里的几分菜地，日子过得真舒坦，享受着子孝孙贤的天伦之乐，我又找回了人生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