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的角度讲，邪教大致有两种形态:

    第一种是以宗教名义进行的反社会、反宗教、反法律(或反秩序)的各类有组织的非宗教活动。它的根本在于具有宗教的系列外部特征而不具有宗教的实质内容，实际上就不是宗教活动。“法轮功”和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第二种类型是各种原教旨主义的邪教。如美国的太阳教和中东及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组织，这类邪教的共同本质在于: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固守已经为人类文明淘汰或唾弃的原始教义，妄图否认和毁灭人类几千或几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使人类重回蒙昧时代，遭受无知、恐惧和匾乏，它实际上是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尤所适从而作出的错误的反人类的选择和变种，是宗教的扭曲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宗教与法制化和宗教与现代化矛盾得不到解决时的一种极端发展和选择的结果，最终既否定了宗教，也否定了社会，更否定了人类本身。

    邪教活动是许多国家都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特别是在社会变革或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更为多见。由于古今中外宗教学理论和宗教政策的差异，不同国家及不同时期的邪教观和对策也有所不同。根据国外的宗教学理论，大多把邪教视为宗教的一种，邪教组织的设立一般并不违法，但如果邪教成员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则要受到惩治，对邪教的活动主要是控制和限制。而在我国，从古到今历朝各代均认为设立邪教组织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是法律的打击对象，更无论是否存在邪教成员的违法行为。我们认为，无论何种邪教，其本质是反人类、反社会、反宗教和反法律，与人性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宗教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是各国法律和国际社会的一致打击的对象。

    在西方国家，目前主要是将由邪教引发的违法犯罪分别归入其它具体的罪名进行处理，或者是通过行政法和社团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来进行调整，不过通过专门法律限制乃至取缔邪教的趋向也在加强。如日本原已制定《破坏活动防止法》，1999年11月2日政府又通过了针对奥姆真理教非法活动并加强打击其他邪教组织的“奥姆对策法案”，法案明确表示要对邪教团体加强控制和打击。法国1996年成立了全国邪教观察中心，其职责是监控和防范邪教的危害，进行调查并向政府提出建议，不久前通过了《反邪教法》，进一步加强对邪教组织的打击。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邪教组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逐渐加深，因此加大打击力度和通过专门立法进行规范，成为各国的共识。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首先，我国从1997年《刑法》规定“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开始，反邪教立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更明确了有关国家机关在打击或惩治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中的具体职责，确定了打击和惩治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的政策、法律界限，提出了惩治和防范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的具体措施和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制定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在惩治邪教犯罪活动的司法过程中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做了清晰、具体、明确的解释和限定，使刑法第300条的规定更加明确、具体，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应该说，我国惩治和打击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的立法已经比较完备，但防范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仍然较少，整体上也缺乏操作性，更缺乏制度性的措施，不利于长期和制度性地打击和消除邪教组织和邪教活动。

    其次，加强对宗教事务的政府和法律管理。合法的宗教活动受法律的保护，宗教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针对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