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基本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军事重心由正面战场的进攻转向巩固占领区，日伪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时，大大加强了对各地会道门组织的拉拢、控制，企图以“会门佛道”来达到“征服民心”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大肆收编红枪会、黄枪会、先天道、圣贤道、后天道、一贯道、天仙庙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京师普济佛教会、同善社、大刀会等会道门势力，拉拢它们巩固占领区，配合进攻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等。如1939年下半年，冀西日军在内邱城郊及铁路沿线村庄极力组建汉奸大刀会、红枪会，派专人充当“老师”指导，大肆散布亡国言论，阻挠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在“治安区模范县”的山东峄县，日伪还强迫农民参加汉奸红枪会，每天晚上都“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借以愚弄、控制群众，破坏抗战。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极力操纵和利用会道门为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反共秘密计划中提出，要“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并进而利用各种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受顽固派操纵的会道门在个别地方成了制造国共摩擦的急先锋。
　　在这种新形势下，敌后的会道门开始分化投敌，积极反共。一时之间，投敌反共的会道门到处为虎作伥，猖獗一时，犯下了大量不可饶恕的卖国罪行。1940年5月，山东长清红枪会头目朱存祯公开宣扬“共产党共产共妻，八路军扒庙拉神”，在日伪支持下建立长（清）肥（城）平（阴）总团部，袭扰抗日力量。1940年9月，在日军策划下，二坎会枣强总会成立后，会首白占一等以“只要建了二坎会，鬼子就不进村扫荡了”诱惑群众，很快发展到六七千人，专以“防匪”为名，勾结日伪，抵制中共领导下的枣北县抗日政府。1940年，山西黎城离卦道利用日伪加紧“扫荡”抗日根据地而造成极大困难的机会，积极发展，一些仇视中共抗日政策的地主富农乘机参加，夺得领导权，并在1941年10月暴乱，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县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反动口号。1941年山西盂县九宫道恐吓群众：“通八路者杀无赦”，道首们公然号召“杀尽八路军，捉完工作队”，“不交军粮、不交军鞋、不支军差”。1940年7—8月，江苏横山大刀会暴乱，袭杀新四军干部、战士，大肆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农抗会、青抗团、妇救会，当地的抗战力量一时受到很大损失。类似的事件在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发生，总之，1940年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抗日根据地内的许多秘密会道门组织“已日渐为日军汉奸所利用”，“多为日伪操纵或直接为日军所控制，原来单纯的封建结社变了质，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组织，而背后则受敌特机关新民会的指使。”鉴于此，1942年3月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布告，严加取缔一切已受日伪利用的会道门组织，其内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