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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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政策的演变

作者: 来源:“国际论坛”论文集《宗教、教派与邪教》日期:2008-7-1 0:09:54 【字号大中小】　【我要打印】【关闭窗口】

　　可见，通过与会道门武装两三年的交道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较明确地认识到，会道门武装中的道首、道徒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应区别对待。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武装基本上进行分而化之的策略，实行打击头子与争取群众同时并举的方针。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七军进驻河南光山柴山保之后，由于当地红枪会几乎遍布每个村寨，聚众多，势力大，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同时，“还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对红枪会的争取、瓦解。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可靠的同志，秘密打入红枪会的内部，教育受蒙蔽的大多数会徒；又利用同红枪会作战的机会，挑选优秀射手，专打他们的头目，以破除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同时借用办“红枪会”的形式，把经过改造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在关于农运工作的通告中，针对地主阶级利用已有的武装组织，将“大部分中农吸收去了”的情况，提出党目前在农村中的工作，应特别注意对地主阶级所领导的联庄会、大刀会、红枪会、民团等，“开始做分化运动”。1932年，周恩来在致中共江西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江西南（丰）广（昌）县委书记聂昭良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争取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用武装去消灭在大刀会后面的靖卫团，消灭大刀会的依赖的靠山，这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夺取大刀会下被欺骗的群众。……群众没有争取过来，单纯的以武力去打，有时还会更深刻化赤白对立的现象。对大刀会的策略问题，完全适用对红枪会等等团体的策略。”并提出用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等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切实防止“乱打土豪牵牛捉猪抢东西”等土匪行动的发生。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普遍采取了拉拢、利用会道门袭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各农村根据地的作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以武装力量反击各地反动的会道门进攻的同时，也着力对他们实行政策攻心，以瓦解其组织，争取广大被蒙骗的群众。各根据地的红军、各级党政机关，采用张贴布告、写公开信、印发传单标语，以及战地喊话等多种方式，对会道门武装中的一般会众进行争取。1933年10月，苏维埃闽赣省政府公布了一封劝告大刀会徒自新参加革命的公开信，号召“凡被欺骗压迫误入大刀会”的会众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狗师夫(傅)，杀死在你们一块的土豪地主，带枪来当红军”。并提出乘机自新可以既往不咎，如继续作恶，“必照法追究”。在党的这些工作的感召下，部分会道门开始分化，有的群众愿意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江西、闽赣根据地许多群众纷纷跑回来分田分山，闽北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一万多会众的大刀会头子林熙明在红军的努力争取下，最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等吃了鸡血酒称兄道弟，并由此带动了闽北绝大多数的大刀会成员参加革命。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通过与黔东“神兵”武装的长期斗争和运动后，贺龙、夏曦等以“首先接近他们，然后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争取下层群众”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阐述红军对神兵的政策、方针，表示与他们建立亲密的革命联合，并对他们提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五条要求。”以冉少波为首的一部分“神兵”后来参加革命，并改编为由军部直接领导的黔东纵队。
　　应该指出，由于这一阶段党内先后三次出现“左”倾错误，也相应波及到党对会道门武装的政策。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间，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在对运动会道门武装的决策中就出现了偏差。1927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认为“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而在实际工作中，为迎合所谓“直接革命的形势”之类的提法，又多夸大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的革命意义，对争取群众缺乏细致的长期的工作。如对1927年11月胶东自发暴动的大刀会、红枪会，中共山东省委“只注意了领袖的接洽（甚至利诱）和军事行动，而忽视了暴动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8年2月安徽省临委恢复后的一段时间内，“沉溺于土匪刀会运动，而没有深入群众”，同年4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忽视发动工农基本群众的工作，幻想利用大刀会、土匪武装组织暴动，致使东北的工农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瞿秋白等人将北方会道门的骚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论据，他在1928年2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北方的饥民骚动，河南、直隶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骚动，奉天通化的大刀会已经占领三四县，这些运动表现北方军阀统治的崩溃，一般民众的反对军阀战争。”而他在同一报告中他也不得不承认党对这些原始的宗教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的影响还很微弱，还“没有找到相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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