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初步总结了对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团体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会道门武装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七·一五”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发布的《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决定，今后运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时，“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并指出在工作中绝不能一开始就去攻击会道门的首领，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急于破除其中的迷信成分，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只靠联络首领或借首领的招牌去号召群众，所有机械的、性急的手段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也是不能收效的。在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中，再次提出了农民协会及其他农民组织对付红枪会大刀会的策略，认为“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多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的革命的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次日，党中央又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党的基本政策是“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神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之]等）我们应在民权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于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1931年初，中央发布通告，认为党要依照各地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去领导红枪会运动，并注意“排斥一切富农豪绅的领导，将斗争的群众夺取到自己的影响之下”。1934年初，中央再次重申，“在农民群众的原始的宗教性的组织中（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党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夺取其下层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