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与会道门的早期接触，可以上溯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因而开始关注各地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组织。1923年底，陈独秀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1925年1月中下旬“四大”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正式通过决议，认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绝大部分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会道门武装随即进入了共产党人的视线。大约在1925年春夏，中共北方区委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最先注意到安徽六安大刀会的暴动事件，指示北方区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于该年11月派人去六安做了秘密调查。在1925年底到1926年2月间撰成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李大钊断言“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并号召“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在此前后，先后又有数位重要的共产党人撰文表达对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问题的看法。如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时说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1926年4月，瞿秋白也著文指出，豫鲁的红枪会、苏皖的大刀会，“本是农民失业的暴动反抗”，“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但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后“立该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同时，他又著文指出，如果“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帮助”，这些自发的组织“当然要化成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势力。”担任总书记之职的陈独秀，则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发表了《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一文，认为红枪会断不是军阀所谓的“土匪”，而是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自卫组织，已遍布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它的姊妹团体。他指出，“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旧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在文章的结尾，陈独秀郑重提出，对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北方十余省农民所组成的红枪会等，是“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7月12日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指出直隶、河南等地的红枪会是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反土匪溃兵的“真正民众的武装”，虽然“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但它已成为国民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在发展各地农民协会中认真加以注意，“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决议认为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使河南山东“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与“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努力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决议还提出了运动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时所应采取的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认为共产党人“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免的现象，只要求他国（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