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教门与会门的融合。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是清代秘密社会又一大系统。教门系统和会党系统在组织状态、思想信仰、基本成员和分布地区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5］P3－5秘密教门与会党的交融清代中叶就有出现，清乾隆年间，姚门教在江西的分支即吴子祥的大乘教分为三支，其中李凌魁的一支和天地会关系密切，教首李凌魁于嘉庆六年加入了邵武人吴韬的天地会，后在教内“另造阴盘、阳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10］此外秘密教门与以其他一些会门性质的民间秘密结社关系也相当密切，如在乾嘉时期天理教起义期间，金钟罩（即大刀会）就已为秘密教门的羽翼，金钟罩的咒语中就有“北方郭长位、南方高之明、东方王炳海、西方邱来具、中央李廷玉，五大教主齐集于神”等语，而语中的郭、高（郜）、王、邱分别是八卦教的坎、离、震、兑四卦的卦主。［3］P474但这种教门与会门混同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但到了晚清，伴随宗教色彩的淡漠和教门组织的裂变，秘密教门与会门关系日趋紧密，出现会、教的融合，既是教又会，会教难辩的现象。晚清秘密教门与会门关系比较重要事例是哥老会的形成。哥老会虽是“近代中国最有活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而它却是以“啯嚕（即清初四川移民社会中专门从事抢劫、偷窃活动的一种游民结社）为胚胎，广泛吸收青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11］也正为这种关联，晚清秘密教门和哥老会常常能走到一起，如光绪二年，江南斋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哥老会联合，引发的皖南教案；宣统三年，真空教与哥老会合谋在天台山的起事，等等。晚清秘密教门除了与哥老会关系密切外，也和其他一些秘密结社相互融合，如道光二十七年，金丹教重要头目董言台与谢词封等结拜天地会，后恐张扬败露，又改为关爷会；北方的金丹道除习教义外，还教金钟罩，传习符咒，并出现了类似会门的武场组织武圣教。即便是被称为罗教嫡脉的末后一著教，其弥勒教分支（即龙华会）已成了会门组织。龙华会由张妙松创立，以“会元龙华为号”，［12］P257在各地设有分支，“会匪领授飘布，展转纠伙散放多人”，［12］P223大量招收大刀会等其他会门成员入教，已非本来意义上的秘密教门。八卦教本身就与会门有密切的关系，到了晚清，许多八卦教徒大都兼习金钟罩，在北方已难准确区分是大刀会还是八卦门。可见，到了清末，作为宗教性质的秘密教门已所剩无几，大多数沦为低层次的民间秘密结社。
三
晚清秘密教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多层面的。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我们既不能简单以传统的农民革命来拔高秘密教门的反清活动，也不能以封建迷信抹杀其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地位。
晚清秘密教门触及近代一些时代主题，它的反清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迭现，如流民增加、民教矛盾、鸦片泛滥等等。秘密教门为了吸引下层民众，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些社会问题。如灯花教刘义顺为湖广教军起事起草的“誊黄”中就揭露“洋人横占中华埠头，将洋烟遍行天下，误了多少子弟，丧了多少俊杰。” ［13］以此号召民众的反清斗争。光绪二十一年，江南斋教刘祥兴以“除番救王”相号召，反抗洋教压迫，引发“古田教案”。晚清许多秘密教门传播往往都以劝人学好，吃斋行善，禁烟禁酒等面目出现，如在理教的戒条中有“在理是好道，四节与四孝，学仁学义学忠道，戒烟戒酒戒奸盗”语，［14］P205其教徒“严断烟酒”。在禁绝鸦片方面，最值得一书的是廖帝聘的真空教，教首廖帝聘鉴于鸦片的危害，劝诫人们：“吾道能为人戒烟治病，勿用药方，勿用杂法，只须信心跪拜，向空静坐，接清化浊，其瘾自脱，其病自疗。” ［15］P42民众饱受烟瘾之苦的接踵而至，果然奏效，脱瘾者遂广为宣传赞颂真空教，尊廖帝聘为祖师和“仙伯”。晚清秘密教门的反清斗争，无论是太平天国前后的八卦教起事、青莲教、灯花教谋反，还是辛亥革命前后参与的民变都在客观上促进革命形势的到来，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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