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一词作为特定政治概念，不仅在清代历朝上谕、臣工奏折和各级政府的告示中频繁出现，而且，清政府还把有其特定内涵的“邪教”概念，引人国家成文法典，就处治邪教犯罪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明文规定。

    与此同时，清代诸多专门记载或涉及秘密教门活动的私家著述，也无不把秘密教门称之为“邪教”。

    由此可见，“邪教”一词，已经成为清代主流社会一个约定俗成、有特定内涵的概念。这个特定内涵，就是假神道设教之名，利用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等“左道异端之术”，“窃佛经仙篆之语”，编造、传布“妖书妖言”，蛊惑人心，敛钱渔色，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聚众造反，反时政、反朝廷的秘密教门结社。这也是清朝政府及其主流社会给清代“邪教”的总定位。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邪教”极其活跃的时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邪教案”档案记载，多达百余种，如果加上清代和民国时期纂修的方志记载，名目多达三四百个。有的是同教异名，有的是同名异教，有的是不同时间、空间的分支繁衍。其中有八卦教、清水教、离卦教、坎卦教、圣贤教、九宫道、罗教、斋教、黄天教、弘阳教、清茶门教、大乘教、青莲教、灯花教、先天教、天理教、圆顿教、悄悄会、收元教、收圆教、一贯道等等。它们主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则是清代“邪教”的高发区。

    清代“邪教”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假神道设教”，秘密结社

    清代邪教无不打着宗教的旗号，“假神道设教”。它是一个以“无生老母”为最高神祗、多神崇拜的群体，教主、教首或“引进”，通过“口传密授”、烧香施符的传教方式招募徒众，发展组织，其思想信仰、仪规等方面包含某些宗教因素，包括授戒、传诀、唱誓愿文、上表挂号对合同等在内的人教仪式和日常仪式，都充满宗教色彩。

    清朝统治当局和它认可的合法宗教及其主流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邪教完全违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13]的原则，从不认为它们是正宗宗教。它和清代现存的佛教、道教等不同，是一个典型的秘密结社，组织秘密，活动秘密，通讯联络也秘密。邪教组织结构，它的经卷、符单、咒语、灵文、口诀、誓词、歌语等等，甚至坐功运气的方法都极其秘密，或用隐语，或用藏头诗，或用折字法等暗藏机关，教内机密不准任何人外泄，否则就要受到严厉惩罚。外界人“非深入其教者，断不能窥测底里”。[14]涉及政治图谋一类核心机密，一般教徒甚至连“引进”等，都不得其详。例如，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川陕楚豫甘五省农民大起义中，广泛流传“弥勒出世，保辅牛八”的口号，可是参加起义的一般收元教教徒并不清楚谁是“牛八”。直到起义已历三年之久后，一些将领才隐约知道他们要保的却是河南鹿邑王氏家族的“真命主”。邪教大多“夜聚晓散”，活动诡秘。安徽收圆教主方荣升从配所逃回家乡继续活动，住在弟子朱上信家密室，  “昼伏霄行，黠如硕鼠”。[15]凡入会之人，俱令先于佛前设誓，如有漏泄，雷殛天诛。其做会拜佛之时，亦必于夜深人静、极其幽僻之所。嘉庆年间甘肃狄道州以石慈为首的悄悄会，“均于黑夜灭灯，口授三字合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