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保伍之条，严连坐之律”。凡对“邪教”不行首报之邻佑总甲人等，均照律杖一百”[137]。乾隆十一年(1746年)清廷还命令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现行保甲门牌册籍，实力稽查，其有倡为邪说，敛钱作会，以及往来无定、行踪可疑之辈，乡保不得徇隐，地方官立时查究”[138]。二十二年，清朝政府遵照高宗谕旨规定，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每户由该地方官岁给门牌，写明家长姓名、职业，附注丁男名数、离家出去注册去处，入住稽其所来。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限年更换，并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唱戏、贩卖硝黄，并私立名色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记，须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填换给。牌甲保长果能稽查详慎，首报得实，酌量奖赏；倘应查不查，应报不报，按律分别治罪。[139]山东王伦清水教起事特别是嘉庆初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之后，清统治者更加强调“欲除邪教之根，惟有力行保甲之法”[140]。朝廷频繁传谕督抚等封疆大吏督饬所属，缮造循环册籍，务令地方公举诚实甲长负责，不得经吏胥之手，并认真实行稽查之法和连坐之法。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清政府规定，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到官，能将“邪教逆犯”捕获，不但首报之人赐金授职，其同牌十户，一并酌加赏赉。若窝留逆犯不行举首，经地方官访闻捕获，窝藏之家即与叛逆同罪。其同牌十户，一并连坐。
道光(1821～1850)年间，本着“清保甲以禁邪教，立法不可不严”原则，一些地方令十家一牌各具连环互结，内载“身等互保同牌，即公保第二牌，并无习教传徒，敛钱聚众，及窝贼行窃招娼聚赌等弊，嗣后若或查出，身等情愿连坐”字样。依次，第二牌互保同牌、公保第三牌，第三牌互保、公保第四牌、直至最后一牌互保同牌、公保第一牌，循环互保具结。同时，还分别造城关四乡村户口总册、城关连环互结总册、四乡连环互结总册，乡地保所管村庄甘结总册，书役保本村甘结总册、释回改悔教犯保五村甘结总册、犯妇保本村甘结总册、各庙僧道保查外来僧道暨庙内并无邪神甘结总册，等等。
(七)建立官员查禁“邪教”惩奖制度
能否防止“邪教”滋生蔓延，将其消弭于萌芽状态；事发之后尽快平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地方官的表现。为了防止地方官渎职，隐情不报，姑息养奸或事发后畏葸不前，为了调动他们查禁“邪教”的积极性，清政府建立了有关官员的惩奖制度。
康熙五年(1666年)，清政府规定，凡“邪教”惑众，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督抚，转行文武各地方官严禁查拿。如不行查察，督抚等徇庇不参，事发，在京该管官每案罚俸三月；在外州县降二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十四年(1675年)，清政府对查禁“邪教”渎职分作三种不同情况给予处理：不能查缉自称神佛的该管地方官降二级调用；不能禁止“邪教”，以致聚众张旗鸣锣者，该管地方官降一级调用；如果给“邪教”之人执照、告示，为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条件者革职，该官上司降一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康熙三十年(1619年)，清政府对失察处分条例作了进一步修订：凡发生奸民自称神佛，传布符水经版，煽惑人民，以致聚众敛钱、张旗鸣锣事，该管地方官降三级调用，该管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月；若出现“私行邪教，尚无敛钱聚众显迹，该地方官不行禁止者，降一级调用，该管上司罚俸～年，督抚罚俸六月。四十六(1707年)，清政府又规定，地方遇有“邪教”，州县官应立即前往搜讯，据实通禀院司，按核情罪轻重，分别办理。如有讳匿不报者，照讳盗例革职。曲法轻纵者，照故出律治罪。即使罪上枷责，案无出入，亦照讳盗例加等议处，罚俸一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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