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种邪教经卷和嘉、道时北方邪教鼓吹的各种“妖言”摘出，详加辩驳，陆续写成《破邪详辩》三卷、《续刻破邪详辩》一卷、《又续破邪详辩》一卷、《三续破邪详辩》一卷，卷首录康熙、道光圣谕、《大清律例》禁止邪教条文，并在有关部分提出了查禁邪教的某些对策。他认为，“今欲禁邪教，必将邪经所说及近世邪教所说，一一辩明，俾愚民不被所惑，则邪教不能传徒，此拔本塞源，实禁邪之要务也”。[133]黄育鞭作为效忠朝廷的州县父母官，在查禁邪教方面尤为积极。他在任巨鹿知县到沧州知州期间，每年从自己的俸禄和养廉银中拿出数百两刊印《破邪详辩》，广泛散发给所管辖的各州县城镇乡村，前后共刊印了三四万册之多。他看到宗王化编的《邪教阴报录》，形象生动，很有艺术感染力，与自己所著《破邪详辩》在揭露邪教骗局方面相得益彰，十分高兴，立即加以翻刻，广为散发。为了增强宣传教育效果，他又雇来演唱鼓词艺人，让他们深入广大城镇乡村，将《邪教阴报录》到处歌唱，以致“愚妇闻而流涕”。黄育鞭认为，“严禁邪教不可不栽培学校。”他任巨鹿知县时，每亲自月课，捐廉丰备席宴，厚备奖赏，鼓励生童学习。每次接见，在论文之余，必谈邪教之害，传谕诸生，各禁各村，并于各村劝令捐置义学。而“教民之道，尤以宣讲圣谕为要务”。他在所管辖的范围内，于城内商贾聚处之地，找一庙宇，每逢赶集之期，会同教佐宣讲圣谕。又在四乡集期，令有关官员与教佐轮流宣讲，并在集镇各设宣讲生一名，一旦官员不能到时，宣讲生即约众绅士宣讲。官府派人经常检查勤惰，分别奖赏。他还自己掏钱从省中刷印《圣谕广训》三百余本，分发各村，令本村绅士、耆老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约众宣讲。“如四书五经人皆习见，则正教既明，邪教自远”。[134]
黄育鞭任职期间，所属州县曾造成了一股围剿邪教的强大舆论，也一度形成了“崇正学”、“去邪说”的氛围。历来为邪教渊薮的巨鹿县等，邪教大为收敛，民情为之一变。当时，畿辅一些州县，甚至个别省都曾效法推广黄育鞭的做法。
(六)严行保甲之法
清统治者一向认为，“保甲之法原系比闾族党之遗制，稽查奸宄，肃清盗源，实为整顿地方良法”，[135]政府早就定有章程。由于地方官因循日久，视为具文。加之各乡保甲长不少以市井无赖之徒充任，结果保甲之法不但不能认真实行，反而给地方带来扰累。自从雍正年间严禁“邪教”以来，清朝政府多次严饬地方，认真编查户口，严清保甲，并把它作为查禁“邪教”的重要对策。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春，凌畴在任江西按察使期间，就曾严饬各府州县官实力推行保甲之法，他突出抓了四个方面：一是建全组织，选好保甲长。遵照定例，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一名，十甲为一保，设保正(长)一名。保正、甲长佥诚实公正之人充任；二是明确责任，严稽连坐之法。“保甲牌头，责司稽察”，除稽察地方逃盗、人命、骗拐、赌具、赌博、私宰、私铸、开窑、窝匪之外，专门增加稽察“邪党”一项。各州县必须将保甲牌邻例应稽察各项事件，遵照律例逐一开载，徇隐失察，应得何罪，擒拿举首应得何党，何者应坐邻佑，何者并及保甲，条分继晰，刊刷晓示，颁给保正、甲长，张挂于门首，以使一甲居民咸知警惕，而保甲牌邻也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三是聚族而居之地，照常编甲，凡地方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閤族敬惮者，立为族正。职责与保正同；四是各知府要加强下属州县编查保甲的指导，时加训饬，遇下县盘查，经过村庄关镇，就便查察，按委取结加转[136]。江西地方当局规定，编查保甲，必须挨户编查，刊刻门牌，将本户姓名、年岁、丁口、籍贯、生业一一开注，其畸零小户，联人附近甲内。地方印捕各官，每年挨户查点，“ |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