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邪经”、捣毁经堂作为打击“邪教”的重要对策。他针对破获牵连数省的鸡足山大乘教案指出，“大乘邪教，蛊惑人心，皆由伊等著有邪书，转相传播，以致愚民被诱。今邪教之案已经完结，川、黔、滇三省所有邪书已经汇缴，其审讯逆犯供词内邪说稿底，亦著检出销毁。至江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邪教书籍图记，一应牵涉邪说者，俱著该督抚于结案之后，查明销毁，毋使留存，以滋后患。”[127]凌畴还指出，“邪教煽惑多人，延蔓数省，皆借经堂为藏纳之所，此番严拿党羽务绝根株，所有斋堂祠庙，若仍留故迹，恐将来不法之徒复借此招引惑众。”军机大臣承旨传谕办理“邪教”的各省督抚，将现在查出的经堂，酌量要冲还是边僻之所，或者拨作堆铺，分给兵丁，或者改置社仓、义学，令地方官经常检查，不使余烬复炽。[128]雍正年间，浙江巡抚李卫曾在杭州积极查办罗教，并访闻杭州北新关外建有三十余座庵堂。李卫虽查毁了经、像，却没有将庵堂房屋尽行拆毁，仍让罗教水手回空时作为暂栖之所。结果，罗教“故智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奏请查禁罗教时，拟沿用李卫老办法“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仍许水手回空时栖止”。乾隆帝认为，对罗教庵堂“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如果将庵堂改为公所，数年之后查禁稍疏，此辈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总非正本清原之道。根据乾隆关于“所有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129]的谕旨，清政府推出了彻底铲除庵堂的举措。当年，在浙江、江苏共捣毁了43座庵堂。从此之后，罗教水手不得不被迫转移到运河糟船上活动。
嘉、道以来，清政府继续把查禁搜缴“邪经”、捣毁“邪教”经堂窝点作为打击“邪教”对策之一，并加大了相应力度。
(五)加强宣传教育，揭露邪教骗局。化导“愚民”
清朝统治者深知，邪教中人，绝大多数原本良民，他们是被惑上当的。如果地方官平日化导有力，民间父母师长又随时训逋，使其“颛蒙服教畏刑”，不致于为邪教所惑。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也把强化宣传教育，揭露邪教骗局，化导“愚民”崇正去邪，作为防止邪教蔓延的对策之一。各省督抚等封疆大吏，既亲自频发禁止邪教告示，又饬令府州县各级地方官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将奉宪宣禁缘由明白晓谕军民人等，做到家喻户晓。同时将皇帝有关圣训和《大清律》中律禁条例广为刊刷、遍布城乡各地。江西按察使凌畴在《设牌劝缴罗经详》中提到，过去，地方官对上级查禁邪教指示，不过奉行故套，照式誉录，揭之通衢，并未使家知户晓。他要求地方官将禁止邪教律例逐一摘出，并将“奉宪查禁缘由刊刷简明告示，贴于高脚木牌，每里给牌一面，令保甲肩牌沿门传谕，务使穷乡僻壤及有棚民处所一体传知”。[130]朝廷要求，督抚等告示，既要结合本省实际情形，又要叙次简明，通行晓谕，“使乡曲小民，群知三纲五常外，别无所谓教，天理王法之外，他无可求福。从正则吉，从邪则凶”。[131]为了导化“愚民”，嘉道时期，各地政府还遵照朝廷谕令，大量刊印了《圣谕广训》，向基层广为散发。各府州县学官按例宣讲《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编撰四言韵文，颁发各省，“启发愚氓”。道光朝又传令各省总督、巡抚会同学政，转饬地方官及各学教官，在书院、家塾中教授生徒时，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 “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自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经正民兴，庶收实效”。[132]道光年间，一些地方官还亲自撰写一些政治宣传小册子，广为散发，开展揭露批判邪教的宣传攻势。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道光问黄育鞭的《破邪详辩》和宗王化用文艺形式写成的《邪教阴报录》。黄育木便于嘉庆九年中举，以知县分发直隶，历任宛平、三河、武清、宝坻、广平、邢台、巨鹿县知县和深州、沧州知州。他将明末以来流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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