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瓦解“邪教”也把自首免罪、立功给奖作为一项具体的“邪教”对策。雍正年间，江西省即“特设首免之条，以开自新之路”。凡是主动投首或官府限期内自首，呈缴罗教等经卷，取具悔过甘结，改邪归正，尽作良民，悉照自首免罪，概不根究。[120]嘉庆朝规定，  “先曾习教之家，现经悔改，能将逆犯缚送或转告到家捕获者，其习教之罪一切弗问，仍给予厚赏”。[121]即使参与“邪教”逆谋的骨干，只要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予减罪。如滑县衙役秦学曾，世代习教，并参加了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暴动。由于他“供出头目甚多，均经即时拿获，并无一名漏网”，终于获得“免其一死”、“发往新疆给披甲兵丁为奴”[122]的宽大处理。清朝各级政府，通过张贴布告，宣示政策，树立典型，兑现承诺，确实收到了分化瓦解“邪教”的一定效果。

    为于自首免罪，乾嘉时期政府较为严格。凡是官府访查拿获到案才开始表示改悔者，不在自首免罪之列，他们仍按所犯之罪分别问拟。如果主动到官府投首，全部交代参加“邪教”事实，呈缴经卷图像，出具真心改悔结，准予免罪。为了防止此等之人反复，日后故智复萌，再习“邪教”，他们不仅要严格履行具结手续，作出“若再犯习教情愿加等治罪”的保证，而且，各级地方官须将具结之人开造名册，申送各省翱衙门存档，随时稽察。如果将来册内之人再传习“邪教”，一经访获，按律加一等治罪。

    咸丰至光绪年间，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中国，社会空前危机，战乱频仍，“会匪”、“邪教”、强盗、土匪多如牛毛。它们互相勾结，遥相呼应，到处劫掠滋事，甚至戕官谋反。清政府查禁“邪教”变得更加困难。当同治年间曾国藩提出的“不问其会不会，只问其匪不匪”[123]的会党对策在清统治集团达成共识之后，“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便正式成了晚清政府的重要“邪教”对策。虽然，这是清政府无可奈何的选择。但比起一味捕杀流放对策来要实际得多，不失为聪明之举。

    (四)查缴“邪经”，捣毁经堂窝点

    清统治者认为，  “邪经为邪教根源”，“多造一经即多立一会”。[124]查禁“邪教”，必须查禁搜缴“邪教”经卷图像。《大清律》明文规定，隐藏妖书图像者，杖一百，甚至徒三年。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开始，清统治当局便在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大规模搜缴罗教经卷等“邪经”，捣毁罗教、大成教、大乘教、斋教等据点庵堂、斋堂、经堂。他们通过发布告示，晓谕军民人等，限期呈缴“邪经”，过期不交者，按律治罪。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间，曾任江西按察使的凌畴就曾多次发布告示，“收缴罗经，查察斋堂”。他在《禁罗教传示》中提到，“今两院仰体圣世宽仁，特设首免之条，以开自新之路。业经本署司等会议，自雍正十三年三月为始，定限三个月内尽行首缴，概免根究。逾限不首，即照邪教定拟”。他号召军民人等，“凡有罗教经卷及原设斋堂之家，务须依限赴县尽行首缴，改邪归正，尽作良民”。  “凡将罗教经卷隐藏在家不行首出销毁者，枷号两个月，杖一百”[125]。凌畴认为，在城郭通衢以及远僻乡壤，“设立斋堂，聚众集匪，最为滋害”，“遇有经堂即行折毁”。如果结报之后，仍有私习大成、罗教及藏匿大经乘、罗经并私立斋堂事发者，除本犯及保甲邻佑照律治罪外，即将该地方官照例参处”。[126]乾隆皇帝更把查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