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云贵总督兼管贵州巡抚事的张广泗，破获鸡足山大乘教案，也如法炮制。张保太创立的云南鸡足山大乘教，在雍正、乾隆年间，已经蔓延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甚至远播湖广和江南各省。乾隆初年，张广泗对大乘教已有所风闻，但“尚未得其要领”，未敢贸然下手。正当他决定“密遣弁员确探底里间”，意外获得密禀，有人愿充间谍，到“邪教”中卧底。此人叫吕瑛，原任江都通判，因参革罪配，期限已满，在省城候咨。吕瑛颇有心计，“访悉逆犯受渊源，并教内渠魁张保太、刘奇姓名，及设立称号名目，种种不轨之迹”。张广泗见禀欣喜若狂。乾隆十年末，吕瑛受张指划，“伪投入教”，并很快受到贵州大乘教主魏王氏的信任。不久，魏王氏将一封密信交吕瑛，派他前往四川亲见自称“张保太转世”的四川教主刘奇。吕瑛借此又很快弄清了云、贵、川大乘教的组织系统及其正在策划的反清政治图谋。张广泗掌握确实情报后，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十五日，趁当天为大乘教做火官会期，一举将魏王氏等一网打尽。随后，乘胜追击，分别将四川、云南省从各犯全部缉拿归案。张广泗采取“设间卧底”对策，终将牵连数省的鸡足山大乘教大案破获。[117]

    (三)严惩首恶，宽大胁从，自首免罪，立功给奖

    清政府打击“邪教”的重点，是惑众敛钱和聚众谋反，后者更是重中之重。乾隆十三年福建斋教暴动，清政府便开了以谋逆罪严惩“邪教”的先例。以后不久，清政府增修《大清律例》时，增加了比照谋反大逆、谋叛罪惩治“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相关条款。此后，凡是利用“邪教”蛊惑人心，聚众反清者，不分首从，一律处以凌迟、斩、绞极刑，并传首犯事地方，枭首示众。清朝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统治出发，严惩反逆及其他妖言惑众敛钱的首恶，是很自然的。问题是“邪教”是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中许多人是被惑上当或被裹胁的。对于他们不可能全都抓起来统统杀掉、充军三千里。否则，既不利于分化瓦解“邪教”，孤立打击极少数首恶，又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为此，清政府在从重惩办“邪教”首恶同时，也曾实行宽大胁从、自首免罪、立功给奖的政策。清最高统治者多次下旨，“惩治首犯，散其党羽”，“附从不必深究”，“胁从罔治”，“其吃斋男妇，并未与谋者，准其首明，予以自新”。他们还强调，查禁“邪教”，“要在宽严得中，轻重合宜。如邪教党羽有纠合匪类，图谋不轨，自当严行惩究，毋令漏网。若不过乡曲小民，持素奉佛念经礼忏，所在有之”，“未可概绳之以法”。[118]嘉庆五年(1800年)，清仁宗鉴于乾隆末年各地官吏借“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致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酿成豫、楚、川、陕、甘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教训，提出区别对待持斋诵经、安分守法而未与“逆谋”的一般白莲教徒和“谋逆匪党”，凡是“现习白莲教者，安静守法即是良民，地方官无庸查拿；若聚众煽惑，即非素习白莲教之人，必当按律惩治”。[119]嘉庆皇帝这个政策，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不问教不教，只问匪不匪”。它的出台，主要基于特殊形势下的策略考虑，清统治者企图借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