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成之后,大家不作王公,亦必飞升佛祖”。他要求会首们各回当地多多纠人,五日携带家口潜赴淠阳县会合,初六日在武家半山子起事造反,“乘官兵、居民猝不及防之时,多抢粮食骡马,不过数天内即可裹胁一二万人,由虢川进山,虽有官兵亦可无虑”。[103]汧阳、灵台会首各自纠集了一千五、六百和二三百人,共计二千人。当有人反对造反时,他们不惜以不参加造反必杀戮全家老幼相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悄悄会起事,除战死千余人外,有四五百人跳崖自尽。其中不少人,包括妇女、儿童都是在事不成“亦必飞升佛祖”的欺骗蛊惑下自杀的。这里,也再次暴露了邪教反人道的本质。
收元教是一个政治叛逆性极强的教。雍正三年(1725年),冯进京先拜王奉禄、后拜张进斗为师加入该教时,所得受的偈语就鼓吹“改天换地”[104]。乾隆十年(1745年),王会拜冯进京为师人教后,冯又称王会“日后有大贵”,王会交代,冯进京“又说他那里叫做风皇山,周围有五百里,将来要立中京,教小的坐天下的话”。[105]后来,师徒二人互相吹捧,狼狈为奸。王会不仅借传教敛钱渔色,而且,妄图称王称帝。他极力神化冯进京,说冯是“未来佛爷”,“看乾坤如反掌,只用佛爷金光一点,就能翻转乾坤,变换世界”。他“法力很大,泰山不推自倒。到了天老地坏时,鸡叫一声天下明,狗叫一声天下乱,有活佛出头,不消动兵马争斗,就做中京了”[106]。他见冯进京所传《立天卷》邪书内果“有应合王会姓名之语”,想入非非,给弟子发的“合同”,声称“圣旨下”,真心习教男女“同授皇恩”等等,向教徒宣称“癸酉”(按: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八月里要在潞安府里立中京,他就会坐掌天下。与此同时,收元教的另一重要头目,荣华会首张仁自称活佛,呼叫要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乾坤,新人新书新星辰。新人新象新日辰,新人新世新长人”[107]的新世界。而河南鹿邑世代习教的王氏家族,一直梦想做“真命主”。该县混元教主樊明德所传《混元点化经》内有“末结(劫)年,刀兵现”,“子丑寅卯夏旱多”, “龙虎二将斗中原斗”,“三十六将、二十八宿临凡世”[108]字样, “大、小问道经”则鼓吹“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结(劫)年”。[109]如果说在乾隆中期以前,收元教、混元教主要是借传教敛钱惑众,为反抗世俗现存政权做舆论准备的话,那么,到了乾隆末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清朝统治危机的加深,教门自身势力的急剧膨胀,教主、教首们就不在满足于在邪教王国实行神权加教权的统治,而要在全国实行神权加政权的统治,以致嘉庆(1796~1820年)初年爆发了有大批收元教、混元教徒众参加的五省大起事。持续百年的“康乾盛世”从此结束,大清帝国由此转衰。
以上,是我们从清代“邪教”组织及其活动中概括出的六大特征。为了支持其论点,本文不惜篇幅,大量引用了相关第一手材料。我们以为,凡是具备上述六大特征或至少具备前五个特征的教门,就是邪教。换言之,所谓清代邪教,是指假神道设教之名,奉无生老母信仰,教权与神权紧密结合,教内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和教主专制,利用制造、散布“天盘三副”、“末劫”、“成佛升天”等邪说和巫术手段惑众,敛钱渔色害命,危害社会的秘密结社。在清朝统治当局认定的“邪教”中,确有这样一些地地道道的邪教。
二、清朝政府对策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范和打击“邪教”的相应对策,其中包括:严密法网,制定颁布镇压“邪教”的刑事法规;派遣间谍,打入“邪教”内部卧底,刺探机密,加强侦破;厉行重惩首恶、宽大胁从、自首免罪、立功给奖政策;查缴“邪经”,捣毁经堂;加强宣传教育,揭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