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山东诸城一带有空子教，又称儒理教、三元会。教首牛三花拉以替人治病为名传教敛钱，然后将敛得的银钱与人合伙贸易，发家致富。他利用其黑心钱再去诱骗教内妻女，先后骗奸为妾者四五人。[80]收圆教主方荣升玩弄降神过阴把戏，将已故教徒朱上志之女朱世枝骗娶为妻。他假装“出神”三日，托言孙悟空、无生老母及方荣升之师金宗有并朱氏已故父母附体，诡称朱世枝是“九女星”，该与他“配合乾坤，此是天配”。[81]明天教主马进忠也肆无忌惮地蹂躏妇女，先将刘允中之女刘氏等四人骗奸，继而将她们和另外五人共九人，分别转封为“正宫”、“东西两宫及六院”。[82]乾隆中前期川南黔北的无为教“代前岸”宋朝伦，诱奸、鸡奸都干。他见沪州孀妇杨李氏的女儿“杨么姑生得有些姿色”，借治病认为干女儿，“与她调戏成奸”。他又多次鸡奸该教名义教主孙学海。[83]

    邪教不仅敛钱渔色，而且，草菅人命，在它们的精神控制和“成佛说”、“升天说”等的毒害下，一些人走火入魔，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进而导致人间悲剧的发生。雍正年间，在江苏常州、镇江所属五六个县流传云南张保太大乘教变种龙华会。教首时济“平日劝人修行”，传授坐炼清功之法，若认真修炼，“即可明心见性，神与气交，气与神合。有七日坐化者，有十四日、四十九日坐化者，视各人根气”。时济鼓吹“功行圆满，即可白日飞升”[84]。宜兴县民蒋祖法等被惑入教，并很快成了时济龙华会邪教的痴迷者。乾隆九年(1744年)正月，时济到蒋祖法家，再次鼓吹“诚心做清功七日，不食烟火，囟门开灵”，“就可以成佛”。[85]二月初，蒋祖法等男妇儿童共15人，驾船到太湖西昂山烧香，“妄冀成佛”。初二开始，大家不吃不喝，连日坐练清功，以求“功成圆满，白日飞升”。二月十三日，包括妇女儿童共13人，绝食死于船上。事发后，庙祝吴绍文准备报官，未死之朱顺天、宗正乾二人加以阻拦，声称：“他们出来有整百人送他归天的，不必报官。”庙祝只好随朱顺天到宜兴周山前化地方蒋家报信，蒋祖法“他家也不啼哭，说有缘法归天了”。[86]这是清中期邪教组织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杀案，是邪教残害生命的典型事件!如果不是清朝当局及时破案，将时济等人加以严惩，那一百个痴迷者迟早会走上蒋祖法等人的死路，酿成更大的惨剧。在这里，邪教反人道的本质暴露无遗。

    第六，妄图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以教主为最高主宰的神权加政权的统治

    邪教的无生老母信仰、“天盘三副说”等，虽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它与世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严重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对立、对抗。清代邪教教主大多有政治野心。有的一开始就有政治图谋，有的随着势力的坐大，政治野心随之急剧膨胀，他们就不再满足于邪教“秘密王国”的神权加教权的统治，不再满足于在教内的敛钱渔色，而是要把他们在教内的权力扩张到教外的世俗社会，在全国实行神权加政权的统治。

    刘佐臣于康熙初年创立五荤道收元教时，并无明显的“弥勒救世”信仰和叛逆思想，主要强调儒释道三教合一、修炼内丹，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上的追求。人们有理由把初创的八卦教视为民间宗教或秘密教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八卦教尚处于传教敛钱阶段。刘氏教主还在走传教敛钱、以钱买官这样一条路。但是，当他们从政的道路相继被堵、势力逐渐膨胀起来之后，政治野心和叛逆思想便显露了出来。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朝地方当局相继查获两本政治叛逆性的无名“邪书”，一本内称：“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钩周朝八百秋”[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