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单”、“佛曲”、咒语，加以誊抄再散发过会弟子进一步敛钱。田死后，他又拜李彦稳、周隆庭之子为师，向李、周二人供养香资。“每年或三季或四季，每季凑银三四十两不等”，“送到潞安府周佛爷家去，回来带回周佛爷的圣意”。[68]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荣华会首张仁被捕，张仁向师傅李彦稳求救。李彦稳请胡二引进援手，上京托人搭救。胡二引进先则以1800两银子相索，继而又用张仁在省监中嘱河南洧川弟子编造的500张黑纸合同拿去大肆敛钱。黑纸合同上书四句话： “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事一子担；十口合同西江月，开弓箭射到长安。”其中暗藏张仁希望搭救他的收元教三大头目周清水、李彦稳、胡二引进和他本人的周、李、胡、张四姓。胡二引进得到黑纸合同如获至宝，竟然以每张一两银子高价敛钱。她对心腹说， “我得了未来佛给的黑纸合同，你们领了去，可能消灾却病，每张要银一两，日后可增万两，将来赴龙华会对查号数呢。”[69]张仁徒弟王五钧从该教做会敛来的银钱和张仁店铺卖棉、粮、瓷器的钱，很快就凑足1100两交胡二引进。荣华会惑众敛钱由此也可窥豹一斑。张仁本寄希望于胡二引进上京打点，将他营救出狱，以致还给她编造了500张黑纸合同劝其传教敛钱。可不曾料到，他的这个同道不仅骗一般徒众的钱，而且连他都骗。胡二引进根本就没有什么门子，也不曾去活动。结果，张仁不但白白让胡二引进骗去一千多两银子，自己最终也未逃脱上断头台的厄运。胡二引进借收缘会敛取了大量银钱，并曾拿120两银子替义子胡文保捐了监。
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则借收取“布施”、散发合同敛钱。该教根据徒众“布施”多少发给封官合同。大凡布施二两至十余两者封王，千钱者封大将军、总兵，数百文者封兵备道。王会交代，自拜冯进京为师入教后，“凡收的布施都送到冯进经家，一年也有三四次”， “到旧年他教小的，看上的布施多少，散给合同封他，渡人多的也封，功多的封王，功少的封总兵”。核心骨干郗成业交代，他曾两次赴山西潞安府长子县冯进京家送钱，一次120两，一次200两。他说，“头一次到长子县，见老师傅家里穷”。第二次再去送会钱时，“见他家里置庄田、修房子”，已经殷实了。收元教“大引进”王会秉承老师傅冯进京旨意，按纳钱多寡封官给合同，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清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颠，其非素蓄逆谋可知”。[70]
但是，他们的敛钱，比起嘉道年间的孙维俭大乘教、尹老须的离卦教，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直隶钜鹿县人孙维俭，先年曾拜刘功之徒吴二瓦罐为师入离卦教。嘉庆六年(1801年)得见《性命归旨》一书后，便自立大乘教敛钱。他后收李景福等四人为徒，每人送他大钱二、三千不等，名为“买道钱”。每逢朔望之期，四人均赴孙维俭家焚香礼拜，跪听讲道。四人得道之后，便各自在家收徒。数年间，孙维俭等五人共收弟子95人，再传弟子1600余人，涉及六府十余州县。孙维俭为了掩人耳目，摆脱“邪教”之名，更好敛取钱财、公然提出建一所列圣佛堂，并请衍圣公化为具奏的计划。他借“建盖列圣佛堂”名义，令各州县的二会首劝捐，仅嘉庆十三、十四两年，分别敛得一万四千余两、三万三千九百余两银子，合计48113两之多。后来，孙维俭又以帮助修缮尼山庙宇为条件，换取孔府以捐纳授予六、七品顶戴。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维俭一伙携带4.2万两银子亲赴曲阜，上演了一场谒见衍圣公的闹剧。
离卦教总当家尹老须传教敛钱更是达到疯狂的程度。尹老须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接掌刘功离卦教之初，“仍照刘功旧规，按四季三元上供、升单，为同教人祈福”，“并向同教人敛钱”。随后，他借刘功所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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