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是清代秘密结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曾对清代社会的稳定和清朝政权的巩固构成严重威胁。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相应对策。本文拟就清代“邪教”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清朝政府的“邪教”对策、清代“邪教”何以屡禁不止?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以及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作些探讨，谬误、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清代“邪教”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邪教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性质政权，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道德标准，各有不同的邪教观。邪教概念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邪教”一词，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当代中国新创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固有词汇。“邪教”一词，最初只是一个对象并不固定的指称，明清时期才逐渐演变成反映某种社会现象本质特征、内涵相对固定的政治概念。据笔者考察，“邪教”一词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380余年以前。唐武德四年(621年)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向唐高祖李渊上了一份“废省佛僧表”，内称：“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1]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邪教”一词的最早记录。在此之前，无论官方或民间，只有“左道”、“妖道”、“邪门外道”之说。

    南北朝隋唐，是佛教、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佛、道互相学习、借鉴，并把传统儒家礼教的一些观念融入各自的教义，以致开始出现“三教合一”的趋势；另一方面，佛教、道教为了争夺本教的传统阵地和思想文化控制权，又展开斗争。在唐代及唐末五代的佛、道争斗中，双方往往把对方指称为“邪教”。《敦煌变文集》收录的《维摩诘经讲经文》就有“无施邪教命”的说法。

    唐初最高统治者并没有采纳傅奕废除佛教的倡议，也没有把佛教视为邪教。相反，在整个唐代，封建国家在坚持把儒家礼教作为封建统治的主要思想工具同时，始终把道教(而且还有意抬高道教的地位)、佛教作为教化的重要辅助手段而加以保护、利用。尽管唐武宗曾一度“灭佛”，但主要着眼于经济、社会问题，对寺院僧尼泛滥，浮华侈糜，耗蠹天下钱财加以限制，并未将佛教视为“邪教”予以取缔。唐朝政府关注和打击的则是那些打着佛教旗号的“左道惑众”  “邪教”。唐宋时期，始终存在作为佛教异端教派的弥勒教，并先后出现了摩尼教、金刚禅、二会子、白云宗、白莲宗等异端教派，宋人统称为“吃菜事魔”。宋朝政府因为它们借佛、道之名，以“左道惑众”，“夜聚晓散”，“男女混杂”，甚至聚众谋反，因而严加禁止取缔。宋朝政令、律令将其称为“妖教”，[2]不称“邪教”。惟独南宋天台宗僧志磐在批判吴郡延禅院僧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时，将其视为“邪教”。他指责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3]

    宋代，儒、释、道三家进一步融合。佛教、道教都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二者间的争斗也趋于缓和，不再把对方指称为“邪教”。它们面对逐渐兴起的各种异端教派，更注意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和正宗教理的纯洁性。志磐把佛教异端教派白莲宗说成“邪教”，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他的《佛祖统纪》上述文字，便成为把佛教异端教派视为“邪教”的最早记录。

    元初，白莲宗一度受到官府的礼遇和保护。由于在下层社会流传的白莲会被人利用进行反元活动，因而元朝政府认定白莲会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