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七年（AD1891）年冬十月（公历11月），发生于内蒙古东南部并波及辽宁、吉林、河北两省的金丹教武装暴乱（因起事暴徒头裹红巾为记，故而蒙古族称“红帽子事件”，当地受害汉民则骂之为“红头蛆”）事件，其性质在AD1947在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的《热河蒙古土地问题》文件中已做出了客观总结。但是上世纪50年代末突然有人撰文称其为农民起义并流传至今，这完全是错误的。随着80年代以来由赤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牵头，全市12旗县区政协联合展开的有关该事件的调查的深入，相关史料得以被不断被挖掘出来，主导者金丹教及其他参与其事的会道门的邪教本质再度浮出了水面，于是该事件的性质和真相也因此得以判定为邪教组织的一场针对内蒙古地区蒙汉平民的残酷屠杀。

    这是一场结合了邪教惨无人道的本性，被邪教所利用的蒙汉民间风俗和土地矛盾、清朝地方政府在调解矛盾上的无力、蒙古上层王公擅做威福所招致的怨恨以及人类狭隘自私等诸般负面心态而形成的历史悲剧。虽然在短短四十八天内，邪教武装势力即为荡平，但为乱事波及的十几万平方公里上各种善后工作却绵延半年之久，而因此造成的蒙汉裂痕直到几十年后的民国时期依然未曾弥合……

    今天，将这段历史上的人祸原貌呈现出来，不仅为了追悼那些罹难的大量无辜蒙汉平民的冤魂泣血，也有助于提醒大家，只有坚定不移的执行民族团结政策，才能不予任何心怀叵测之辈以可乘之机，才能维护中国国家内部的统一安宁，为中华民族之复兴提供坚实的保障。

     一、金丹邪教之由来

    根据当时平乱后对俘虏的审讯笔录来看，金丹邪教的大首领名叫杨悦春，道光二十一年（AD1841年）生于直隶属下承德府建昌县杨家弯子（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敖汉旗沟梁镇设力虎村）。其父杨占山，祖籍山东，系当时敖汉旗贝子府的佃户，生有三子，杨悦春排行第二。据杨悦春本人口供称，他在三十多岁时遇到一个姓郭的道士，从其学了点炼丹驱鬼的法术，于是开始利用当时人们普遍迷信的弱点到处行医骗财，不久即家境大富。 

    郭道士一事，可见于《朝阳县志》，内中记载说，“查学好教门，原系左道，惑众邪教。光绪初年，曾在朝阳县东南方炒米甸子、碾盘沟等村设立教坛，传教为师者，系一道士，夜聚昼散，男女俱可入教，练成则枪不能伤，能驾云上天等术，嗣被本地豪而有识者逐之，遂潜逃至朝北及建昌县敖汉旗等地方，在杨家弯子村杨悦春家中设立教坛。”在当时，朝阳也属于直隶。可见，光绪初年在朝阳县境内设坛聚众，大搞邪教迷信活动的道士显然就是杨悦春口供内说到的郭姓道士。光绪初年在AD1875年后，在时间上也吻合杨悦春口供内所称的三十多岁遇到郭道人一事。但此人于流窜至建昌县之后的下落如何，由于当时的审理者未曾细究，因而杨的口供亦未交待，金丹道作乱时也不见郭道士现身，显然此人在传授蛊惑过杨悦春后，又不知跑到何处去继续招摇撞骗了。另外，关于金丹教的起源还有一种说法是一贯道支派，因此郭道士其人之存与未存，抑或是如张角在建立太平道的时候声称的南华老仙授予天书一般，尽属杨悦春本人为减轻罪责而杜撰的子虚乌有，亦未可知。

    总之，杨氏家有余财的结果就如同所有邪教头子一样，发现这是一条发家致富并可通往权势宝座的捷径，野心的种子便迎风而生，接下来建立邪教组织的行为也就水到渠成了。和历史上的许多邪教组织一样，他将总坛设立在偏僻的深山老林大黑山中，借丰盛的林木为掩护，开始以行医为名招收信徒。在当时，大黑山的西面有以喀剌沁、平泉、赤峰为中心的“在理教”（青帮），东边则有流传于锦州、义州等地的“武圣门•金钟罩”，这两个教门也属于邪教。于是，杨悦春就毫不客气的使用“拿来主义”，将“在理教”的禁烟戒酒幌子和“武圣门•金钟罩”的“入教习术能避刀枪劫数”等等荒诞不经之说杂糅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教理”，但那两个邪教经营多年，早已自成“经典”，而杨悦春不过一招摇撞骗的粗鄙之徒，哪可能自创经书，于是只能对教徒宣称有所谓的“梦首经”、“葫芦经”、“文出入法”、“梵王经”、“观音咒”等经书，然则杨氏既“授业”于道士，“梵王”和“观音”却显系佛教，正可谓不道不佛，全然是邪教所惯用的假借正统宗教以达蛊惑人心之特点。事实证明，平乱后在大黑山总坛内并未找到这些所谓的“经典”，足见其杜撰蒙骗人心之实。就是这样，一个对外号称“劝人学好”的邪教组织就这样在拼凑中出笼了，其正式全称为“无上门•金丹道•一炷香”，另有别称为“圣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