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祥伦

看了“法轮功”所谓“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的文字垃圾，不禁哑然失笑。这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臭名昭著的邪教“法轮功”还嫌自己臭得不够，竟妄谈起“民族文化”！又节外生枝，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谩骂“中国新文化”。泼妇骂街，狂犬吠日，让人作呕，让人鄙夷。

众所周知，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新文化的新纪元。迄今为止已86年了，86年来，新文化以摧枯拉朽之势，鸣响着马克思主义的黄钟大吕的主旋律，发展到今天，已是光辉灿烂，如日中天。

“法轮功”丧心病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矛头直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直指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除了说明他们无知之外，就是标明其赤裸裸地干起了反动政治。

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从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到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广泛传播，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逐渐变为大多数国民的自觉的文化选择，最终成为一个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全体国民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指南，时间之短之快，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义最初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80年的古今中西战争。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进行着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特别是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中国后，中西文化在碰撞冲突中已渐呈融合的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伪善面纱被揭开，使人们开始抛弃对西方文化全方位认同的意识，把注意力转向苏俄，这实际上就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提供了社会心理上的准备。

十月革命后的东方俄国取得了胜利，它在中国并非单纯是以西学的面貌出现的，在中国知识界的心态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使人们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又破除了对帝国主义文化的幻想，苏联实际上成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媒介，适应了中国文化寻找新路向的历史需要。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中国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有了一个科学的总结。中西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中国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非但没有排斥、削弱民族文化，而是借重了民族文化的厚重与精辟。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被选择确立，同这两种文化自身的特点以及先进中国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并不像别有用心的人说的“破坏了民族文化”。

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形态，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基本上是一种封建主义文化，前者具有革命性，后者具有保守性，两者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就两者的具体思想内容来看，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能够在中国迅速传播，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融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层面的哲学的诸种组成部分来看，两者有不少一致之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朴素的唯物化、朴素的辩证法和朴素的唯物史观的萌芽。特别是与传统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的辩证法内容比较丰富。如“一分为二”、“相反相成”、“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等等。这些对立互补、阴阳交感、物极必反、生生不息的矛盾观和变化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中的辩证法有类似之处。从历史观方面看，中国古代文化中对于原始共产社会的虚幻怀念和对未来社会朦胧向往的“小康”和“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理想也有互相契合的地方。在伦理道德上，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利益和集体意识，提倡利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所强调的集体主义虽然在本质上有所不同，但在形式上却有很多类似之处。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具体特点来看，两者也有相通之处。中国以偶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视社会历史与人伦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积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讲求“为天地主心，为生民立命，为经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积极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种重实际，轻空谈，重经世致用，而轻纯知识体系的经世之学，这种重视原理原则的直观性和实用性，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所强调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改造社会的积极态度也有相似之处，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相结合的结合点和吻合度就较多较大。中国文化传统中，注重把握事物的整体性，力求从客观上整体上考察问题，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发展的连续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也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中的系统思维观有相近之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以及伦理学等内容融为一炉、互为一体的知、情、意相结合的一体化特点，也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某些特点相类似。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乃至心态发展方面可以看出，两种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有融合的可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中国化有其自身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