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当你产生太多的欲望需求时，就不会去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当自己痴迷上“法轮功”后，认为自己对“法轮功”太了解了，因此当国家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并取缔时，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认为自己是亲身经历过来的，怎么会那样呢，肯定是政府错了。于是最后走上了与政府对抗的道路。
两次“进京”——
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时，我参加的那个练功点的人们也就散了，我当时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作鸟兽散”。于是我便找其他练过“法轮功”的“功友”，商量我们该怎么办。
我曾两次“到北京”。
第一次是1999年的10月份。国庆期间我们几个功友聚在一起，觉得总应该做些什么，讨论的结果，就是决定去北京。那一次去北京的当天差一点就被抓了。
记得我们到北京后就住在东郊粮食局的一个招待所。里面住的全都是“法轮功”。大家在一起感到很亲切，也很兴奋。谁知当天晚上就有警察来查，警察进来后就问：谁是“法轮功”？到大厅集合！其实只来了两个警察，根本管不住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乘他们不注意，人家就说跑吧，于是乘夜就逃出去了。
当时天黑路不熟，天亮后也没地方去，这时大家也已经散掉，我们心里又怕，又有人说香山那儿有大法弟子，于是我们就赶往香山去了。到了香山也没碰到什么大法弟子，在香山转了一圈后，已是14日晚。又听有人说10月15日政府要把法轮功正式定为邪教，于是我们就决定当晚下山回城里，准备第二天去天安门。
当时我们想象的是第二天天安门广场上一定是聚满了大法弟子，场面会很壮观，我们可不想拉下这个“上层次”的机会，一定要去。
谁知第二天跑去一看，并没什么动静，我们只能在天安门广场上装作游客，暗中观察来往人群中谁是大法弟子，结果一直到中午也没找到大法弟子，只得回去。又住了一晚，到了第二天就回上海了。这一次去北京，没什么收获。
谁知回家后刚睡下，学校就来人了，把我带到学校，原来，他们已经找了我好几天了，我的不辞而别，把他们气坏了，知道我回来后，当天就找上门来。我当时情绪很对立，从北京回来没买到坐票，一路上是站回来的，已经累坏了，刚睡下却让我去学校，所以我大骂他们。到了学校，我又说你们干脆让我去看守所算了，谁知结果真的送我去了看守所。这一次在看守所呆了十天，弄得浑身臭烘烘，一辈子难忘。
从看守所回来后，我回到了学校，继续上班，这样一直到元旦。元旦前后我丈夫很忙，不但公司里忙，还要看住我。当时学校和我丈夫谈了，希望丈夫管住我，不要让我再去闹事。到了春节前后，丈夫因公司的事要出国，我答应丈夫，不管怎样，在他回国前决不出去闹事。
这次春节过后我还是又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二次“进京”。当时几个功友又凑在一起，有十多人，大家在一起悟啊悟，都是说些什么某某人被“迫害”了，某某人又怎样了，悟到最后，大家觉得，许多大法弟子在受苦，而我们这些人则在家太太平平过年，心里过不去，不去北京对不起那些功友。于是我们决定，再去北京。
我们这次去北京，大家说好不带身份证。我们怕直接去北京会被拦下，于是到了天津后凑了六百元，叫了辆出租车去了北京房山一个叫磁家坞的地方，因为没带身份证不能住旅馆，当时也不知是谁联系的，跑到一个叫“李大姐”的功友家里住了下来。
当时我心里也很着急，觉得住在人家家里不方便，别人还要照顾我们吃啊、住啊。虽然吃的很简单，住的也是大炕，但总给人家添麻烦。大家挤在一起，早上一起来就集体练功。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就跟大家说，我们来了，无论如何也得去次信访办。后来又来了一批人，我们想他们是新来的，应当在这里“巩固巩固”，就留下几人陪新来的功友练几天，我们几个则第二天便去信访办。
第二天我们坐公交进城，再坐出租车，但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信访办在哪。我们有点急了，后来剩下了六个人，于是干脆又跑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国旗边上，集体摆了练功姿势。当时是我出的主意，说如果要“打坐”肯定是来不及的，估计还没等咱们坐下去警察就来啦，大家就做个“抱（法）轮”的动作吧。可我们刚做出动作，就被警察给带走了。先是关在广场边一个临时看守处，傍晚时就被送到了上海驻京的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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