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当代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目前，该词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总的来说，它意味着当今世界上的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在它们的政治、文化、科技、安全、宗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领域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
虽然从宏观上看，当前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的“全球化浪潮”是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但正如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一样，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某些负面问题也在客观上刺激了一些邪教的滋生蔓延。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和基尼系数的持续扩大，社会转型期的不安全感和政府控制力的衰减，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失落，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科学观念的反叛，宗教多元化和信仰市场化的浪潮，新自由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滥觞……。可以说，每一个全球化的问题都困扰着相当大的一批民众，而当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遭到失败之后，就有可能变得乖戾、极端和消极，甚至为了选择逃避而不知不觉地沦为邪教的俘虏。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世界上的邪教组织已达一万个左右，拥有信徒一亿人以上，遍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并且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福利和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具体而言，在这些当代邪教的发生机制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间主要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联系。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在不同人群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期望，从而使某些人企图通过传播邪教的方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满足，同时又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和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等而增强了某些人加入邪教的动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财富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财富越来越多地向少数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从而导致不同国家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1983年时，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2.4%，差距为43倍；到1994年，两者的比例变为1.6%，差距为62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2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全球80%以上的财富，而最贫穷的10亿人的日平均收入不足1美元，还有28亿人的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这种经济发展失衡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以反抗现实社会为特征的邪教的滋长。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对邪教的催生作用又是不尽相同的。
在发达国家，由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所以最近几十年来，它们纷纷开始大规模的产业调整，将许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这些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部门（如纺织、服装、化纤、食品加工、工艺美术、普通机械制造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从而导致它们的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减少（据相关研究，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在最近十年来已增长了一倍以上）。生产规模的萎缩在发达国家内部制造了大批长期失业的社会闲置人员，他们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以至很多人开始怀疑他们曾经信奉的上帝，并且试图从邪教中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例如，臭名昭著的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的信徒大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和性格孤僻的白人妇女。而这些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的人们之所以会背弃原有的基督教信仰而加入这个邪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教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宣称，钦定本《圣经》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造成社会贫困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而他则要纠正《圣经》中的这些错误，以便推翻美国的“压迫制度”，建立一个“正义之国”。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导致许多人认为现实世界很不公平，但又无法凭借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格局，因而他们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并且渴望寻找一种途径来宣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报复欲望。而许多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态，通过一些具有诱惑力的说教来吸引他们入教。例如，李洪志在建立“法轮功”组织之初，就充分利用了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煽动职工的不满情绪，以便达到其笼络人心和破坏社会和谐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很不健全，许多民众长期处于经济上的劣势地位，没有机会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教育，从而在思想上处于一种原始愚昧的懵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很容易被邪教头目的各种异端邪说所吸引，沦为愚昧无知的邪教受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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