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策略调整，其实还与“拉萨3.14事件”以来的形势有关。“藏独”势力的暴力面目和西方媒体的不公正品格的暴露，反而激发了华人的民族凝聚力，令国际反华势力大失所望。而达赖此后则一再宣称他从未主张抵制奥运，企图告诉人们那些暴力行为与他无关。以此类推，李洪志也未尝不可能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法轮功”从“抵制奥运”的先锋队伍中后退一步。他在《说明》中把自己无法办到的事——破坏北京奥运，说成了自己不屑于办的事——“人权是人追求的愿望，修炼人是以出世间为目地”。这样，一来可以在信徒面前掩饰自己的无能，二来可以在世界正义舆论面前推脱自己的责任。
总之，李洪志突然给“人权圣火”泼冷水，一是为了保存他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不为别人作无谓的牺牲，二是为了维持自己特有的“神权”形象，以免被标榜“人权”的“民运”分子之流架空了，而第三层意义，则是如果这次反华浪潮失败，还可为自己预留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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