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教派共同发展。宗教文化的多元化繁荣了中华文化，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宗教属于意识形态，具有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等特点，所以国外敌对势力、反宗教组织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就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和破坏。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在用武力不能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后，敌对势力就把侵略、破坏的目标转移到宗教这个相对比较隐蔽的意识形态，通过宗教渗透、教义宣传、建寺立庙、培植代理人等手段破坏我民族团结，干涉我内政和宗教组织，甚至进行分裂恐怖活动，危及祖国安全。因此，研究国外敌对宗教组织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对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行，巩固国防，进行反分裂斗争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国外敌对宗教组织侵略我国的历史考察
15、16世纪，随着地理上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西方宗教传播提供了历史的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这个时期，在我国发生了明万历年的南京教案。到清康熙年间，俄国尼果赖与北京耶稣教会教士暗中勾结，干涉我国内政。罗马教廷也于 1704、1715、1742年发布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敬孔令，认为祭祖敬孔属于偶像崇拜，是迷信，必须严禁。而清康熙帝认为罗马教廷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遂拘捕传教士，并禁止在中国传教，历时一百年。这样西方宗教早期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阴谋没有得逞。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武力侵吞我国领土的同时，也用宗教这一武器对我进行渗透，宗教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这一时期，西方宗教对我国安全的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充当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西方传教士为本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说的那样，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传教士伯驾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只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郎怀仁等五位耶稣教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许多传教士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认为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鼓吹“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传教士还为西方列强侵华搜集情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5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2、参与贩卖鸦片，从精神和身体上摧残中国群众。鸦片战争前，在华的宗教组织和传教士还充当本国政府和商人经营鸦片贸易的帮凶。西方学者理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劳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
3、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定。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掠夺打开了畅通之路。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各国传教士不仅积极参与，而且为其本国的利益与中国讨价还价，乃至武力讹诈。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英军司令璞鼎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都是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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