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看重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提倡吸纳世界上各种思想和文化，因而自然把宗教也视为一种文化。赵朴初生前津津乐道一段轶事：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一日路过寺庙欲入，同行者说，那是迷信，有何看头？毛泽东说，不对，那是文化！讲“宗教也是文化”，这是一种既浅显又深刻、既有悠久传统又有现实意义的理念。对执政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作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加以挖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宗教学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阔、学术的繁荣。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应更多注重于提高宗教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信仰者的文化素质。对社会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尊重。

　　第四，我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有宪法和法律作保障。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刑法》、《民法通则》、《民族区域自治法》、《义务教育法》、《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有关于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规定。国家对各宗教一视同仁，法律保障各教拥有平等的权利。在强调保护信教自由的同时，也强调保护不信教的自由。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承担相应的义务相一致。侵犯公民宗教信仰权利要承担法律责任，无论是否信仰宗教违反法律规定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国家法律的保障，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因人为的因素而受到影响，不因领导人想法的改变而改变，从而使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坚实的保障。

　　以上认识和实践，说明我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深刻的、真诚的、一贯的和牢固的，因为这是由我们的基本观点和根本利益决定的，既有现实的理由也有历史的根据，既是理性的抉择更有法律的保障。这是一个主张无神论的政党，一个贯彻政教分离原则的政府，在维护宗教方面人权的问题上，为世界做出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贡献。

　　以上认识和实践，也是从反面的教训中得来的。勿庸讳言，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有过“左”的失误。例如，有研究者指出，对《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 “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有错误的翻译和理解，把原文中的“流传下来的”（ueberlieferten）译成了引申含义“传统的”（Tradition）。“流传下来的”是专指当时流传下来、且在流行的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责难，这从《共产党宣言》的立场当然要与之决裂；而“传统的”就扩大为泛指一切传统观念，包括若干已经长期为人类所公认、所继承的文化观念，这无论从谁的立场，如何与之决裂？真理向前多跨一步就是谬误。把“流传下来的”误为“传统的”，虽一词之差，却隐含着产生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危机。“文化革命”实际成了“革文化命”，其中包括“消灭宗教”的运动，教训深刻、代价沉重。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巨大努力中，数万座寺观教堂得以迅速恢复或重建。如果说，“消灭宗教”的荒唐是“史无前例”的，“落实政策”的努力又何尝不“惊天地、泣鬼神”？经过如此的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此番全民族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来得更为自觉、坚定和深沉。

　　以上认识和实践，是就理性而言，整体而论。我们并不因此就掩饰在对于宗教的认识上，还有偏见和误解需要纠正。事实上，共产党不断对自己的党员进行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的教育；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的研究，也已经出现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以中国之大，难免局部不出一点问题。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责任，就是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也即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