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具有这两个特征的中国宗教，曾经被统治阶级控制和利用，起过消极作用。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是控制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

　　革新尝试

　　对“封建宗法性”特征的挑战，始于“戊戌变法”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是针对其政治、制度层面，力图摧垮宗教天命论对“君权神授”的维护。他们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说，其中包括启蒙宗教学说，来审视中国的封建社会及其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从而逐渐兴起各种“新学”。他们认识到，如欲救亡图存，必需变法图强；欲革封建君权，必革封建神权。“五四”时期的蔡元培，还提出过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的主张。他们苦心孤诣的呐喊，有如“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但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神圣祭坛前，呼喊与抗争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人们听到了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马杀敌，下马学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英勇抗日的壮举。

　　对“洋教”特征的挑战，始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在“五四运动”中，津、沪等地的爱国神父、教徒和教会学校学生提出了改变中国天主教会殖民地体制的要求。马相伯等人主张由中国主教主持教区教务，反对在修院教育中轻视中国文化的倾向。此后，罗马教廷不得不批准中国教团采取了一些将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

　　基督教发起了“本色教会运动”，“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诚静怡语）。“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吴耀宗语）。1903年，上海牧师俞国桢主张“有志信徒，图谋自立、自养、自传……绝对不受西教会管辖"；1906年，他依靠中国信徒创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时间，各省华人基督徒纷纷响应，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教会争人格，为基督徒争人格"。（《生命》第五卷第九期，1925年） 一些普通信徒也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若有爱国之心，就应该自立"。（ 1928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

　　天主教的“中国化”和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从文化层面来讲，都企图寻求与儒学的共同点，“洗刷西洋的色彩”，进行所谓“儒化基督教”、“孔子加耶稣”的尝试。但深受殖民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作为殖民主义附庸的“洋教”深恶痛绝。这些革新尝试就于大局的改观无补，“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吴耀宗语）

　　中国宗教的新生，有待于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

　　走向新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终结。蓄势已久的中国宗教的自我革新，在新中国、新社会再度爆发了。

　　基督教、天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河南洛阳解放后，信徒“真像是如鱼得水，如鸟腾空的欢欣鼓舞，立刻再起来提出自立”。（《天风》242号，1950年）上海刚解放，就有教徒投信报馆，要求“把那些以传教为名，以侵略为实，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贩子赶出中国去”，主张“中国教徒应自行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国人自治教会。”（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7日）

　　1950年春，吴耀宗等组团访问各地教会后，与京、津部分教会人士谒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三次长谈。当吴耀宗等把多年来基督教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理想告诉周恩来时，周欣然支持，强调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基督教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观感一新”。中国基督教抓住历史的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抉择。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公开信发表，提出要继承中国基督教早就提倡、但未能实行的“自治、自养、自传”传统。在四年时间里，全国基督徒的2/3，约40多万人在公开信上签名。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随之在全国广泛展开，吴耀宗称之为“中国基督教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