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反邪教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在这十多年风风雨雨的斗争历程中，有痛苦、有迷茫、有艰辛、有欢庆，在今天庆祝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做好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四处奔走，控诉法轮功的邪恶本质
（一）痛失爱妻，愤然四处揭露法轮功。自当我爱人1998年1月逝世后我便痛定思痛，除了自责当初没有及时坚决地制止她练功外，感到对“法轮功”的真实面孔必须有个全面透彻的了解和揭露，于是就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书信、电话联系，以至上访的历程，从李洪志老家的有关部门开始，前后涉及到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宣传部、科技部、佛教协会、气功协会、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体育总局、国务院信访办及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任继愈、司马南、郭正谊等二十多个单位及个人，在这过程中得到了不少部门和有关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得到了何祚庥院士的亲笔回信，越来越坚定了我与“法轮功”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1999年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我就来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看法并提供控诉材料。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我对“法轮功”这个“搞迷信、树偶像、敛钱财、害社会”的邪教，越来越感到其问题的严重性，便向有关部门提出“法轮功”将要闹事的见解，这一看法也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而且我一回到家乡，就根据新闻出版署的书面答复，会同我市的文化市场稽查大队对“法轮功”集合点上的有关印刷品进行了收缴。
（二）坚定不移，与法轮功邪教作较量斗争。斗争是复杂的，当时“法轮功”似乎是在合法的掩护下活动，当我刚从北京回来没几天，就有人被指派到我单位调查我本人的情况和上访的动机。当地“法轮功”的头目也带着六个人来到了我家中，进行问责并跟我进行辩论。我抓住了他们几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经过二个多小时的较量，灰溜溜的走了，没过几天他们请来了二个南通市“法轮功”的头头，一个还是曾任市某局局长的人，被我驳得无话可说。走时我叫他们另选日子，多一些人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我一个人跟你们辩论。“四.二五”事件后，我还主动去找了那几个主要头头，进行单独的面对面的斗争。我的行动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注视，先后接受了公安部派出的调查组及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就在“四•二五”的当天，我的一份控诉材料作为一些讲科学、反邪教人士向中央汇报的主要附件送进了中南海，政治局常委每人一份。1999年7月22日中央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的当天，我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十多家媒体的采访，并作为中央电视台特邀嘉宾，参加了“实话实说”栏目揭露“法轮功”的节目录制，成为电视媒体上公开谴责、揭批“法轮功”的第一人。随着斗争的深入，依法取谛“法轮功”组织，依法惩处为首者，既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更是被害者的呼声。我作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李昌、纪烈武、姚洁等审判时的主要证人，出庭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进行了“法轮功”对我造成家破人亡的举证。
（三）走出国界，向全世界昭示法轮功的罪恶本质。难忘2000年4月我在联合国56届人权大会向“法轮功”宣战的那一幕。当天，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妇女问题。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当终于轮到我发言时，尽管有些胆怯，但当我报出“我就是‘法轮功’受害者的家属！”时，顿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在这样一个世界最高级别的人权大会上，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声讨万恶的法轮功！同时，我将自己的控诉化为与“法轮功”作持之以恒斗争的号令和动力。就在我从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回家后不久，就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恐吓信，经有关部门查实后该顽固分子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但这些都吓不倒我，反而更激励我同“法轮功”斗争到底的斗志。后来我也有幸成为了第一批中国反邪教协会的会员，并被推举为理事，多次应一些单位的邀请前往作反邪教报告。
二、发起成立江苏省首家反邪教协会，全身心地开展反邪教工作
2004年3月12日，在我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我发起的由启东市科学界、教育界、医学界、法律界、宗教界、新闻界、体育界、文学艺术界等社会各界有志于反对邪教组织的人士120多人自愿组成的江苏省首家反邪教协会成立了，中国反邪教协会也发来了贺电，同时我也被选举为启东市反邪教协会理事长。作为反邪教斗争的一支重要民间力量，我和所有的会员都抱着“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维护法律尊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和联络社会各界人士，反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与安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法律实施和社会稳定的邪教组织”的宗旨，广泛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帮教转化工作、回归社会工程工作、交流研讨活动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中国反邪教协会的肯定，2005年11月，启东市反邪教协会被中国反邪教协会评为全国唯一的县级优秀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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