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稳定，形势大好。但是，应当看到，在一些农村地区邪教组织沉渣泛起，暗中活动。他们编造歪理邪说蒙骗群众，侵害群众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发展，与我争夺人心，争夺群众，甚至将矛头对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危害极大。而一些干部群众对邪教缺乏必要的了解，对欺骗手法分辨不清，对其危害认识不够，缺乏防范意识和应对措施，难以有效遏制邪教在农村的活动。笔者从去年底开始参加了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曾经深入兰州、临夏、定西等市州实地考察调研，对于农村邪教产生和蔓延的原因作了一些了解，认为其存在的原因如下：

一、农村邪教产生和发展的共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适应社会需求的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道德等诸多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之间的矛盾；个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及腐败现象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旧社会遗留的封建迷信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贫富两极分化之间的矛盾；违法犯罪不断增多与社会经济政治秩序需要连续稳定之间的矛盾；以及日益强大的中国与西方反华势力之间的斗争，这些矛盾如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存在担心和失去信心，邪教势力必然会乘机而入，并得到蔓延和发展。

二、农村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邪教存在的社会原因

一个新事物的产生或新政策的实施，必然在整个社会引起新的震荡，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单一格局，冲破了“一大二公”的僵化模式，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由于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避免不了会存在一些失误和不足，然而这些失误和不足也就成了邪教赖以滋生的土壤。

(一)农村的改革开放，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把人们的活动形式、人际关系和观念意识引到了一个现代化、多元化的结构之中。第一，他改变了人际关系的单一化。改革开放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使人际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他引起了人际关系中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使人们横向、纵向的经济利益关系从不明到明确，从间接变为直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已不是过去那种“一锅粥大家吃”，多少与我关系不大的漠不关心和等闲视之了。第三，他加强了社会意识形态中新旧思想和观念的冲突与更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正在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封建传统观念受到了强烈冲击，但是，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不甘于失败，在新形势下不断变换花样，始终在表现自己。“法轮功”及其他邪教的产生与发展正是在意形态领域里先进文化和腐朽没落文化之间斗争的产物。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使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不断增加，这些纠纷一旦激化，就会演变为治安和刑事案件。纠纷和案件的增多，使人们对社会的不安全感陡增，这时，披着“真、善、忍”外衣的邪教就显得有了蛊惑力。 (二)改革开放使农村的经济有了大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保守平衡状态，出现了新的不平衡。第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出现了不平衡。物质生活富了，精神生活相对困乏，封建思想意识和现代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第二，社会管理水平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过去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强权组织没有了，现在一些地方的村组两级干部无人愿意当，出了事情无人愿意管；一些地方由于村组经济的萎缩，使得干群间活动的纽带没有了，村组的向心力减弱了；一些地方的乡村干部的执法不严，办事不公，廉洁不够，也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第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出现了不平衡。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举世瞩目，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一直未能有效地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如各种服务措施与机构的落后，行政命令过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乡村干部违法违纪现象严重等。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不平衡。乡村企业的腾飞，个体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但因此也带来了户与户之间贫富程度的扩大，刺激了一部分人“向钱看”，